|
孟繁華
談到文學批評，我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工作者，我的心情一直處在一種非常複雜和猶豫不決的狀態，對當下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指責的是最多的，我們到處可以聽到對文學批評的不滿、對文學的不滿，但是具體怎麼不滿我聽不到。我曾開玩笑，為什麼指責文學批評呢？指責這個東西是最安全的，抱怨別的東西是不安全的。2006年有三個事件，就是一年多以前5月的時候，在武漢有一個以思想家為主的文學批評家的會議，當時對批評家的指責是讓人不能忍受的，說當代文學的作品作家沒有良知等等。後來批評界進行反擊，說我們沒有思想，你們思想界有什麼思想？你們思想界為我們提供了什麼思想呢？2007年1月份在中國人民大學開中國漢語大會的時候，又重談了這個話題，如果說現代文學是五糧液的話，當代文學就是二鍋頭，說當代文學還是不好的。有人領了一幫人寫了《給當代文學洗個臉》，說當代文學多少骯髒，我覺得這些抱怨實際上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固然有問題，但是被一些非常沒有價值的問題給淹沒了。比如說紅包問題，這是一個偽問題，是一個構不成問題的問題。媒體批評當然有媒體的問題，但是改革開放30年來，在任何一個領域都可以開放的時候，有一個領域是不能開放的，就是意識形態領域。如果沒有媒體的話，我們現在所稱的多元文化靠什麼支撐呢？也就是說，大家還是希望聽到一體化的聲音，不願意聽到更複雜、更多樣的東西，不能只允許大狗叫，不允許小狗叫的現象。
當代文學批評真正的問題，我覺得是特別複雜的，個人感覺首先是批評標準的問題。過去我們總體性的理論把所有的問題都能夠解決，但是今天總體性的理論給徹底瓦解了，我們不可能有一個標準的尺度提供給我們，批評有各種各樣的表達方法。就是每一種方式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刊物選擇什麼樣的文章也是批評的尺度之一，批評的方法、立場、價值標準、欣賞，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這也是一種批評的方法。當下我覺得批評方法的多樣性，很可能使我們感到為難，但是它不是壞的現象。
這裡面真正的問題是什麼呢？我覺得媒體批評相對的就是學院批評。從90年代開始，中國的批評隊伍開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90年代以前作協是批評的主力，90年代以後，基本上是學院批評家。1992年提出學院批評的時候，背後隱藏著另外一種意識，就是批評政治介入得太多。但是學院批評逐漸發展過來，特別是文化研究成為批評的一個主要方法之後，闡釋變成了主要的了，我們沒有價值立場了，一切都在闡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對很多的文學現象需要進行闡釋，但是不能沒有是非，沒有價值觀，這個就變成問題了。
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是批評家自身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從90年代以後，我們的政治界、思想界、社會學界、法學界等等，很多重要問題的討論已經出現了，但是唯獨文學沒有。文學批評這麼長時間之後，我覺得仍然沒有社會學界的學者將它深入化，總是不斷地傾訴苦難，只是在這個層面上討論。黑磚窯事件出現之後，這個事件最大的破壞者只讀過小學三年級，他招徠的狗和打手，就是對普通的礦工摧殘令人髮指、慘不忍睹，底層的人為了攫取金錢沒有了道德的底線，而一些記者只寫到了底層的苦難，這對於生活也好，對於一些現象也好，我們的穿透能力和思考能力，對問題發覺程度還不高。這個究竟是什麼問題呢？我也很難說清楚，是你對生活不了解呢？還是我們的思想能力有問題呢？這恐怕都存在。所以有些時候，我面對這些問題總是非常的猶豫，非常的遲疑，這個情況可能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比如說大家談當代文學的時候，總是看到物欲橫流的這一面，我覺得這不是最主要的，我看有一個人寫的一個序言，我非常震驚，改變了我對很多作品的看法。他說在日本如果我知道文學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我為什麼還要那樣深入的批判30年代的作家呢？在當下中國和歷史環境下，有極大的相似性，我們很多作品為了商業的利益，為了其他的目標，為了其他的動機在寫作。任何一個作家討論的時候，就是在文學不景氣的情況下，還有些人在嚴肅寫作，我們說很多看似正確，其實都是廢話的評論，所以更多的我們應該去鼓勵。如果說能夠對批評構成批評的人，能夠認真的閱讀當下的批評，我個人認為比80年代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了。在學理層面，我認為80年代是激情歲月，完全靠的是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國家的文化目標就是知識分子的文化目標，那個時候大家有一個共鳴，我們站在什麼地方很清楚。但是今天我們不清楚了，就是現在的不確定性在今天表達得特別充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