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喬國強
與國內的中國文學火爆式批評相比，國內的外國文學批評則顯得頗有一種溫、良、恭、儉、讓的味道。國內中國文學批評界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諸如“文學是怎樣死亡的”、“文學何時告別醜陋？”、“文壇的假面狂歡何時休？”等只看標題就令人膽顫的文章。批評者各個立場鮮明、觀點獨到、語言犀利。
國內的外國文學批評則不然。縱覽國內主要的外國文學批評期刊，難以見到像此類一針見血地表達出批評者立場的文章。即使偶爾讀到評價國外通俗文學的文章或專著，也總給人以俯首帖耳、滿臉堆笑的感覺。用詞之客氣、委婉，完全是一副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模樣。是不是那些國外的作家寫出來的作品個個都是珍品，字字均為珠璣，所有的文學思潮、文學運動均為驚世駭俗、意義重大，因此並不存在如李萬武、毛志成、姜瑛所說的情況？
其實不然。從宏觀上看，外國文學史中諸如李萬武、毛志成、姜瑛等人所說的情況並不少見。僅從歐洲文學發展的嬗變來看，無一不是在“揚棄”中前進的。古代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古典主義、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文學思潮和運動，都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礎上構建起自己的審美旨趣和價值取向的。
我們國內的外國文學研究者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呢？是像李萬武、毛志成、姜瑛等人那樣敢於去直面，甚或放開嗓子“罵罵大街”，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對國外文壇所發生的一切都奉若寶典、圭臬，進而去“解碼”般地加以評說。
文學批評是一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批評家也各有其批評風格，但是我們對一些事關重大的文學思潮、文學理論等的闡釋也不能太過於“俯首帖耳”了。例如，這些年來西方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頗有市場，從事的研究人員也甚多，但是縱觀其研究成果，發現多數僅是滿足於譯介國外的一些術語和觀點，而缺乏富有創見性的理論研究，更鮮有把對它們的研究視為是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和對自身文化的建構。這說明國內的外國文學研究者在西方的文化資源面前，缺乏一種自上而下的批判、審視精神，自始至終把自己定位在學習者、闡釋者和輸入者的席位上。
當然，出現這一狀況也是事出有因。首先，受到資料和時空的局限。在中國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確有些情況特殊。一方面，從事外國文學批評的中國學者不能像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學者那樣，能夠近距離地觀察文學作品和文學事件，他們只能以“異托邦”的視角看待國外文壇所發生的一切。另一方面，國內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一般學者在做研究時，基本上都是以獲獎的大作家為對象的，這些作家的整體藝術成就相對較高。由於資料的原因，國內的外國文學研究者很難看到一些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也無從知曉一些尚未衍變成重大文學運動的事件，並因無法了解到一個民族文學的全貌或某個文學事件的來龍去脈，而很難形成對這個民族文學或某個文學事件透徹而深刻的認識，從而不具備寫出高屋建瓴的文章和著作的條件。
其次，國內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一些普通學者的自身文化修養和知識結構等方面的不足，也使其很難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並因此阻礙了他們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表達中國學者的文化立場。遑論像魯迅等文學前輩那樣，通過對外國文學的研究來構建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少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國學者之所以在評價一些大部頭且內容、寫法極其繁雜的作品時，不願意把自己“困難”和“惱火”說出來，一是因為感到難為情，外國的東西，尤其還是被稱之為經典、名著的東西怎麼能看不懂？說看不懂不就等於承認自己水準低？二是因為滿足於所謂的學問和與世界同步的錯覺。中國的外國文學學者在寫評論之前，總是要看看國外的相關文章和著作的——這被人稱作學問——而自滿自足。更為重要的是，在借鑒、閱讀的過程中，中國的學者往往習慣跟隨著西方的主流批評跑，他們說什麼，就全盤地信奉什麼，有時還會因為比他人更多地知道一點國外學者的觀點而沾沾自喜——獨立的批評立場就在這種與世界“同步”的快感中消解掉了。
強調獨立的批評立場，並不是鼓勵批評者們去罵大街，而是希望中國的外國文學批評者在增加自身文化素養的同時，挺起腰桿，把臉上的笑肌稍稍地調整到應有的位置。溫、良、恭、儉、讓是我們做人的傳統美德，但這種美德如果只是一味地無限度放大，就是喪失了做人的原則。與西方的現代文學發展歷程相比，也許我們還相差得甚遠，需要學習與借鑒，但其前提是必須要保持一種良好的心態，就像中國的批評家面對自己的本土作家一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