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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曉平
此文寫于前年，今日略作修訂，聲明一點:對事也對人，但不對某某人。近日讀《文學報》(第1823期)消息:如何遏止“不是金子的在發出刺眼的光芒”，中國作協七屆三次全委會熱議——提升文學批評公信力，感觸頗深，便揣摩舊作，意在拋磚引玉，一孔之見，歡迎諸路方家批評。
兩年前《光明日報》曾在顯著位置發表了雷達先生《當前文學創作症候分析》一文，為中國文學當前的現狀作出吶喊。誠如雷達先生所言:當下，人文精神被迫在人們日益物質化和功利化的精神生態中大幅滑坡，中國文學及其讀者在遭遇了眾多的偽崇高、偽深沉、偽宏大、偽美和偽善的欺騙與傷害之後，對文學似乎已經心存懷疑甚至厭煩。浮躁的消費社會讓生活其中的作家們也難以靜心，文學的品位和格調也日趨變得市場化、消費化、庸俗化，文學創作表面上的“繁榮”似乎難以掩飾作家內心的虛空，精、氣、神普遍缺失的文學在習慣了炒作、習慣了克隆、習慣了媚俗和流行、暢銷之後，喪失了深刻，忘記了責任，也躲避了崇高。而用生命原創、用靈魂原創、用愛原創的作家和作品已經是鳳毛麟角，深懷歷史和時代的責任感、使命感，史詩一樣呼喚真善美，張揚中華民族的精神骨骼和血肉品性、重塑理想、指引光明、禮讚崇高的大作家、大作品更是千呼萬喚未出來——這確實已是不爭的事實。
此文發表後，有人認為雷達先生發出了“黃鍾大呂式的聲音”。是否黃鍾大呂不重要，我想雷達先生是說出了他作為文藝評論家應該說的真話，他自己想說的實話，說出了大家熟視無睹習以為常、心中想說卻說不出、欲說卻未說或者沒有勇氣公開說的話。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也是作為一個具有獨立品格和堅持說真話的文藝評論家的良知和操守所在。
雷達先生文中對當前文學創作症候“四個最缺少”的闡述和分析，我舉手贊同。但面對當下中國文學如此的“症候”，我們該如何面對？如何反思？
我們很多人一提到“精神滑坡”，總是習慣於說成是“受到市場經濟的衝擊”之類的話，似乎一切都是“市場經濟”惹的禍，“市場經濟”成了該死的“替罪羊”，殊不知他自己正在享受著“市場經濟”帶給他的極大好處。那問題究竟出在哪？我們應該從自身尋找答案。無論是作家、評論家，還是出版社、編輯和讀者，我們都該捫心自問，問一問自己的良知、責任和使命，看一看當前我們身處其中的文學創作環境是不是也存在“環保問題”？
一問:作為作家，我們都寫了什麼？
當前中國文學的“精神缺失”恐怕已不是一個作家的問題，而是群體甚至是整體缺失的問題。在市場、名利的誘惑下，如今我們的許多作家放棄了文學的尊嚴和崇高，忘卻了文學的莊嚴和神聖，成了一個玩弄文字的“匠人”。恐怕這些作家內心也矛盾，也不滿意自己的作品，但卻缺少操守的堅持，缺乏一顆平常心。軍隊作家張衛明在回答《文藝報》記者關於“繁榮新世紀軍事文學創作”問題時的一段話值得回味。他說:“回到作家本身，不外乎還是那句話，如何寫得更好。嚴格說來，作家只管創作，不管繁榮，沒人不想寫得更好。品質繁榮自然不可瓦解數量，不可刻意抬高門檻來逼品質……可大作品必須要有安於寂寞甘於清苦的大精神和大態度。文學沒有比數量的傳統，也一向沒有比創作速度的傳統。小說不是新聞，怕過時就不免真有新聞嫌疑了，務須熱寫冷改，初稿放半年一年再看再想，多幾遍反覆不吃虧。”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因為文學的非實用性，讓文學越來越邊緣化，當下的作家們正遭遇著此種被邊緣化的尷尬和無奈。當這樣一個重實名講實利、重實惠講實用的現實擺在作家們面前的時候，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害怕被邊緣化，而選擇了“把讀者當上帝看，不免仰視，察言觀色，處處迎合，顧客就是上帝，被市場牽著鼻子走，難免不滑入媚俗之途”。(雷達語)而有的作家在有了一些所謂的名氣之後，竟然只“動口不動手”，收買“槍手”寫作；有的乾脆就不寫了，改行幹起了名利雙收的影視編劇。
我們也不否認，文學除教育的功能、凈化人心的功能外，也有娛樂和消遣功能。而文學本身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類型，即純文學和通俗文學。類型不同，對作家作品的標準自然也不同。作家鄧友梅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徐懷謙採訪時說:“如今中國文學的寫作環境空前寬鬆自由，在這樣的大好局面下，作家就更要有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自律精神。純文學也好，通俗文學也好，都是既要有趣也要有益。作品內容總要有益於世道人心，最低限度也要積德而不缺德。不可在道德理念上誤導讀者，尤其是損害青少年一代的心靈。”鄧先生的話講得真好！
捫心自問，我們許多作家一味地追求印數、要求版稅，而他們的創作卻已經不僅僅是媚俗的問題，而是“媚低級趣味”，書商要什麼就寫什麼，什麼好賣錢就寫什麼。哪還有什麼文學的良知和藝術的追求。這也是我們的文學充斥著大量的“隱私揭秘之作、遠離現實之作、藻飾膿瘡之作、塗改歷史之作、販賣鄉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和在‘寄生階層’的虛擬傳奇裏‘打情罵俏’的粉氣的、匪氣的、流氣的、仙氣的杜撰之作”的真正原因。
我還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當前的文學翻譯工作同樣也存在“症候”。很難想像一部外國作家剛剛出版的長篇新作，在不到一年甚至兩三個月的時間內它的中文版就在中國面市了，如此匆忙的翻譯能否達到原著的真實？我們的讀者又如何能體悟真正原汁原味的外國文學？
二問:作為出版社，我們都編輯、出版了什麼？
當下“書”的概念已今非昔比。就像雷達先生所言:“‘書本’或‘作品’的定義似已悄悄地發生變化。這也已嚴重地改變了文學的生產機制。原先的‘書’是神聖的，是人類知識的結晶，放在書架上，要代代相傳。”而現在的書“更換率和淘汰率急劇加快，書架上的書也加快了變換的速度。特別是現在的作品，往往變成了一次性的、快餐性的物品——由於成了商品，消費性和實用性就佔了上風。大凡商品，都有一個突出特性，那就是喜新厭舊，追逐時髦，吸引眼球，就是用完即扔，於是文學也就不能不在媚俗、懸疑、驚悚、刺激、逗樂、好看上下大力氣，這樣，也就不可能不以犧牲其深度為代價。”
說起書的生產機制，自然離不開我們的出版社和編輯。如何為作者的作品裁剪，如何把美麗合體的“嫁衣”送到讀者手中，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為經濟效益，如今的出版社和編輯也開始精心“策劃”，有的還和作者聯手“炒作”，在媒體虛假“爆料”，甚至不惜印上高達幾十萬、幾百萬的虛假印數，或找託兒到書店買自己的書上排行榜等等，“沒事找事”地吸引讀者關注。在這個資訊化社會裏，這似乎沒有什麼大錯，但對掏腰包買書的讀者來說卻不公平。
一句話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一本書可能影響一個民族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出版社編輯出版什麼比作家寫什麼更重要，承擔的責任更重大，因為書是在出版社這個“產房”裏經過編輯這個“接生婆”之手才來到這個世界的。
另外，書商的介入、圖書“二渠道”發行以及變相買賣書號的存在，更是嚴重改變文學生產機制，導致文學創作趨於庸俗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可否認有相當一部分書商文化素質很高，出版理念清晰，眼光獨到，具有很強的市場操作經驗，確實激活了圖書市場。但“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書商整體素質的偏低也是不爭的事實。
三問:作為評論家，我們都說了什麼？
應該說大多數的文藝評論家都能夠像雷達先生一樣，面對當下文學的“症候”同樣感到憂慮，甚至感到痛心疾首。但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文藝批評存在著諸多問題，有些評論家缺失獨立的品格和說真話的勇氣，有的在人情、“紅包”面前說了違心話、說了“假、大、空”話。再看看我們的文學評獎，為什麼在讀者中會出現那麼多的爭議和反對的聲音？讀者是有意見的，他們的意見理應得到尊重。把評獎真正地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讓真正的好作品獲獎，讓權威獎項名副其實，而不是行政干預、不是人情，更不是“紅包”的金錢交易，這或許也是凈化文學環境的一個關鍵。
劉勰在《文心雕龍》裏指出，評價作品時要避免三種缺點:一是貴古賤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偽迷真。而這又牽扯到那句老古話:“作文，就要先做人。”作為一個真正的文藝批評家，他應該始終把文學的客觀規律作為評是非、論優劣的標準，摒棄那種從小圈子利益出發的無原則吹捧和逢迎，以一個藝術家的良心和科學嚴謹的態度，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文藝現象和評價作家作品，“有好說好，有壞說壞”，而他發出的聲音應該是歷史的聲音，應該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四問:作為讀者，我們都讀了什麼？
是的，作為讀者，作為文學讀者，我們都讀了什麼？或者說我們都買了什麼？我們也應該反思一下。因為無論如何，作家都是讀者的作家。作家就是讀者的“魚”，沒有讀者，作家就無法生存。因此作家造就讀者，而讀者也造就作家，這是一種客觀的真理。我們讀者的閱讀興趣、愛好、品位和鑒賞能力也自然是作家創作時需要呼吸的空氣，是作家創作賴以生存的土壤。讀者環境的優劣可以說是文學創作環境的一個晴雨錶。而身為億萬文學讀者的一分子，在面對當下文學的“症候”，面對我們偉大的時代為什麼不出現文學大師的尷尬時，也自然也多了一份閱讀的責任和使命。隨著“書”成為商品，文學也成了消費品，在這樣的消費中，我們的閱讀為什麼越來越膚淺，越來越平面，越來越模式，越來越平庸，也越來越低級？讀者們尤其是年輕的讀者，在閱讀面前失去了自製力，也缺失了鑒別力。讀圖時代的平面閱讀、淺閱讀，讓欣賞和品味成為奢侈。許多暢銷書的格調和品位媚俗，甚至低級趣味，而讀者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娛樂變成了“愚樂”。因此作為讀者，我們需要清醒，必須改變——我們要拯救我們的閱讀！
五問:作為媒體，我們都宣傳了什麼？
面對文學，我們的媒體對受眾宣傳了什麼，把什麼樣的文學推薦給了讀者？我想這裡確實應該有一個選擇和引導的問題，尤其是大眾媒體，是媚俗還是媚雅？是獵奇還是搜艷？媒體的仲介作用不可忽視，更應該承擔起突破世俗化、拒絕慾望化和打破時尚化之格局的任務，排斥和抵制落後的、頹廢的文學思想和文學作品，提高和引導讀者的審美格調，為受眾營造良好的欣賞文學的空間和氛圍。但不可否認，當下許多媒體和記者，喪失了獨立、公正的品格，或像娛樂圈的“狗仔隊”一樣追逐所謂的名家們，或故意聯手炒作來一個“小罵大幫忙”，或在金錢面前失去了立場。
結語
雷達先生說:文學“應該是民族精神的高揚，偉大人性的禮讚，應該是對人類某些普世價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嚴、正義、勤勞、堅韌、創造、樂觀、寬容等等。有了這些，對文學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僅表現為對國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現為對國民性的重構，不僅表現為對民族靈魂的發現，而且表現為對民族靈魂重鑄的理想。”是的，面對當前文學創作的症候，筆者認為:無論是內在的和外在的、主觀的和客觀的、主動的與被動的原因，我們都應該毫不猶豫地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在繼承與創新、堅守與拒絕中回到現實中來，鑄造自己的精神品格，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學的和諧發展之路，期待與美好的未來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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