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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發稼
近來對“紅包批評”的詬病指責，洋洋乎盈耳。
所謂“紅包批評”，是指批評家拿了人家的“紅包”進行的不實“批評”。
當今一些媒體為吸引人們眼球，不惜捕風捉影，亂真造假，無事生非，似已不足為怪。然某些主流權威報紙，亦不加分析，人云亦云，甚至直指紅包批評“是當前阻礙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共同發展的一個癥結所在”，說文學創作的滯後，都是“紅包惹的禍”云云，則端的是令人困惑不已！
“紅包批評”，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作品研討會”(也有人貶稱之為“紅包作品研討會”)之盛行，是近十幾年的事。這是社會大環境使然。我以為這首先與種類日益繁多的評獎脫不了干系。評獎要看作品的“社會影響”，有的國家級獎項甚至規定印數(發行量)少於幾萬冊的圖書不可參評；作品是否獲過獎，有沒有開過研討會，有沒有評論文章見諸報刊，實際上成了考量和評判作品、作者“社會影響”的一個重要依據。這些，也是有的作者能否順利加入社團組織(如各種協會、學會)，甚至也成為其晉級升遷或“明”或“潛”的條件。另外，和計劃經濟時代完全不同，圖書、影視作品作為“商品”的可贏利性能越來越凸顯，出於宣傳、廣而告之策略的需要，出版社、影視製作機構很需要對其產品進行輿論包裝。其直接途徑就是尋求“批評”:開研討會、組織評論文章發表。
批評家該不該拿“紅包”，這其實是一個無需回答的偽問題。想一想吧，批評家花幾個甚至十幾個工作日，仔細研讀一本幾萬、幾十萬字的圖書，動用其一生積累的智慧學養，投入寶貴心血(既是腦力勞動也是體力勞動)，寫出一篇發言稿、評論文章，得到三五百元“審讀費”即所謂紅包，到底有何不可？我以為，給勞動者付酬，是天經地義的事，是無可指責的。較之一個影星、歌星的出場費、廣告費動輒幾萬、幾十萬甚至逾百萬來，我們這些清貧的批評家實在太可憐了！
有的批評家拿了紅包就不實事求是，光說好話，乃至廉價褒揚，也是有的。這種批評必是無原則的溢美和吹捧，背離科學、健康批評的基本原則，敗壞文壇藝苑風氣。須知大林子裏什麼鳥都有。那種奔紅包而去、不講藝術良心、胡吹亂捧、不負責任、文德低下的批評家，在批評界畢竟是極少數。若以偏概全，以為天下烏鴉一般黑，得出“紅包批評導致作品研討會變質”的結論，實大謬矣！
筆者參加過無數次研討會(包括文學和影視研討會)，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絕大部分批評家都是嚴肅認真負責的，好處說好、壞處說壞，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決不因得到一點微薄的“審讀費”，便肆意違心吹捧。我退休前在一次成人長篇小說研討會上，實事求是地指出作品的諸多不足後，不客氣地說整個篇幅至少可以壓縮四分之一，與會者和作者本人均不以為謬。前幾天(4月6日)，江蘇少兒出版社在京召開程瑋作品研討會，我在仔細認真審讀作品後寫出七千多字的發言稿，對程瑋的一部長篇新作充分肯定其成績和優點，同時不客氣地指出其三點不足，得到出版社負責人兼責編的誠懇認可，認為我“提得很準”。
竊以為，給批評家發一點辛苦費(象徵性的紅包)，應視作是尊重人的勞動的一種社會進步，這其實和公務員拿薪水、工人得工資一樣，順于理、合乎情，無可非議。古代不是也有“束脩”、“潤筆”之說、之舉嗎。
至於講到“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的共同發展”，那是一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大命題。批評大家、文學宗師的造就和涌現，文學事業的真正燦爛輝煌，是需要特殊的、適宜的、極佳的社會溫床和歷史條件的。將其“癥結”簡單地歸弊于所謂“紅包批評”，不啻是過於幼稚天真的小兒語，無異於癡人說夢，能不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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