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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我的神》
李敬澤
壯闊的行動、豐沛的感受:中國與世界、戰爭與和平、革命大事與家務小事，等等等，《我是我的神》中人的行動規模巨大，覆蓋了極具差異的遼闊的生活疆域，人物之心飽滿地承載著中國人幾十年來的複雜經驗，不是複製、不是延展、不是拉洋片，而是進入人物之血肉、人物之靈魂的刻骨經驗——即以戰爭而言，我敢斷言，當代中國文學中沒有人寫戰爭比《我是我的神》更加入骨入心。
關於《我是我的神》，劈頭一件觸目驚心之事就是它的規模:兩大卷，八十萬字。
在這個時代，寫如此之長的小說，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笨，二是，作者有浩浩蕩蕩的力氣——這種力氣是身體稟賦，我們能夠感覺到作者是一匹猛獸，他講述的慾望和身體的慾望一樣強悍，同時，他也必是一匹有信念的猛獸:他知道他要幹什麼，他氣吞萬里如虎。
鄧一光的情況屬於後者。在《我是我的神》中，他始終亢奮，平靜的時刻也是警覺的時刻，一根針落地便是奔騰咆哮，野馬塵埃。
小說的長度問題其實有其相對性:長度與速度相關，老牛破車，則十里為長，風馳電掣則千里為短，《我是我的神》很長，但它有狂飆般的速度。
速度快慢當然不是評價小說的標準。王安憶的很多小說很慢，慢到接近於不動，她的意圖大概是，小說與這個高速的目不暇接的世界共處的方式、小說介入公眾意識的方式，應該是慢——是維護重、維護注視和沉思和記憶。
也就是說，當我們度量小說的速度時，是以小說之外的世界的速度為參照的。我們認為這個世界很快，不是牛頓力學意義上的快，不是一個物體在空間中的連續運動，而是無限的變化是時代的離子加速器上主體的碎裂，是快到了今日之我不知昨日之我辦公室不知網上之我，是主體的消散、“我”的消散。
所以，王安憶之慢是力圖想像和構造一個主體，一個有邊界有歷史相對整全的主體，至少是這樣一個主體的切片。問題的嚴峻性在於，主體消散的奢侈欣快和娛樂和消費和歷史終結一起，取消了構造健全的公共空間的基本前提——如果我們不相信、我們不再想像和探索一個有歷史、有自我意識和自我承擔，並且以他的選擇和行動構成有意義的敘事的個人主體，那麼，不僅小說可以取消，建立一個善好社會的任何希望和努力皆可取消。
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必須捍衛人的形象和人的可能，通過王安憶式的慢和鄧一光式的快:他是以快打快，他如同一個軍事家，以鋼鐵決心和在耐心中積聚起來的迅猛完成了兩代人的精神征戰。
《我是我的神》是精神史，是精神在宏大歷史和庸常生活之間覺醒、掙扎、存續、自證的歷史。這份歷史不屬於我們，僅僅屬於這部小說中的人們，鄧一光撰寫了一部可能的精神史。而就在此時，中國的小說正困頓于精神敘事的堅城之下——小說中充塞著現象和行動，充塞著小說家們對現象和行動的理解——借來的、權宜的理解，這樣的理解在較小的規模上或可敷衍，比如在中短篇小說中，但在長篇小說中、在對歷史和現實的較大規模和較長時段的表現中就捉襟見肘。我一再說過，近些年的中國長篇小說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虎頭蛇尾——是不是虎頭難言矣，但蛇尾幾乎是命中註定的，作者自以為知道他的小說怎麼開始，不幸的是，他總會發現他不知道怎麼結束。
——根本的原因不在於作家是否花了足夠的功夫，而在於小說中人物的精神生命遠不如肉身長久，人還沒死呢，但精神斷了，前路茫茫，只好偃旗息鼓或者把人弄死拉倒。
根本的原因在於精神，在於作家並沒有比他的人物更多一點的信念、更強一點的精神力量，作家倒是有比他的人物更強大的“現實感”，他預先就知道——不可能。
長篇小說的困頓在根本上是由於精神的困頓，只好求助於情節、事件、現象，但在這一切之中，卻沒有“人”或只有破碎的人，沒有對人的形象的探索和想像，沒有人的形象得以確立的有力的精神敘事。
有可能的話，這個時代的長篇小說都該從後看起，底牌在後面。此時的絕大部分長篇小說在我看來都是未完成的，無力完成也註定不能完成。
但《我是我的神》竟然完成了。這才是這部書的真正令人驚心之事。這部長篇最終形成了沉鬱蒼茫的力量——經歷幾百頁的情節、事件、現象，最終，人站立在那裏。
回想它是怎樣開頭的，真令人百感交集，那是浩大歷史中的英雄傳奇，有巨人般、諸神般的龐大英武。在這個世紀之初的文化氛圍中，我們已經在電視劇裏看到了大群如此這般的諸神——歷史必定化為傳奇，正如三國隋唐在民間想像中化為傳奇一樣，這是必定發生的認同建構過程，是集體的自我想像。但《我是我的神》最終結束于天神般的父親的死，那是英雄的死，也是凡人、孩童般的死，兒子懷抱著父親，兒子知道父親不是他的神，“我是我的神”，一個在我們身處的日常生活中挺立的人。
一個強大的主體的確立，這是《我是我的神》的輝煌成就。這個主體並不借助歷史的支援:兒子在世俗價值下是“失敗者”，是倒楣的傢夥，但是，這是兒子在精神上的選擇——他在狂熱地要求成功的人群之中成為“失敗者”，因為他要做他所信之事。
這必然是沉鬱蒼茫的，李銳在《黑白》中已經寫出了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命運:沒有觀眾，沒有暴風雨般的掌聲。父親是有觀眾的，但戲散了，日子開始了，兒子面對的是廣大的忙忙碌碌各自謀生的人群。
——這足以使許多作家退卻，但鄧一光堅持下來，讓他的人在小說中跋涉、挺住。
因此，真正令人困惑之處在於這部小說何以會有說服力？
首先是因為鄧一光信，這個書寫者和他的人物一樣癡、一樣強韌，一樣堅信。
但這依然不足以構成有效和有力的書寫，在《我是我的神》中，主人公從來不僅是一個沉思的主體，他不是一個忙於佔據立場的人，不是一個以為佔據了立場就萬事大吉的人，他同時是一個行動和感受的主體。——壯闊的行動、豐沛的感受:中國與世界、戰爭與和平、革命大事與家務小事，等等等，《我是我的神》中人的行動規模巨大，覆蓋了極具差異的遼闊的生活疆域，人物之心飽滿地承載著中國人幾十年來的複雜經驗，不是複製、不是延展、不是拉洋片，而是進入人物之血肉、人物之靈魂的刻骨經驗——即以戰爭而言，我敢斷言，當代中國文學中沒有人寫戰爭比《我是我的神》更加入骨入心。
“我”在成長，在發展，在追求“我”的整全，在這部小說中，這始終是一個行動過程，自我的確立是為了讓世界改變自己，更是要在實踐中改變世界，鄧一光的主人公是實踐的主體，他絕不是憑著先驗理念行動，他始終保持著與世界與生活與歷史的激越對話，他始終面對著人類經驗中的混亂疑難，在他看來，這不是放棄行動的理由而是行動和選擇的迫切理由，他在主動選擇中展開他的精神。
實踐的主體——這個馬克思的基本理念是對小說藝術的重要啟示:這個實踐的主體能夠從浩瀚豐富的人類經驗中走出一條精神之路。
——他就在我們之中，他同時又走得比我們更遠，不管我們是否決定仿傚他，我們都被強有力地說服:人有此可能。
鄧一光完成或接近完成了一項在當下的寫作中似乎不可能的工作，他將對人類經驗的深入、寬闊、沉溺的表達與對精神高度的不屈探求令人信服地結合在一起。他以強健的身體和強健的精神完成了一場捍衛人的光榮戰役。而我堅信，《我是我的神》是近些年來最重要的長篇小說之一，是一部對這個時代的精神疑難做出了有力回應的作品，它將尖銳地介入公眾對自身生活和我們共同生活的想像和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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