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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
新年伊始，《文學報》改版，時有妙文刊出。今讀則是其中的好看文章一篇。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文化人之間(而且兩者是緊密型的文化人，或朋友，或同事，或主編與副主編)類似“辯誤”的文章，印象較深的另一篇是郝銘鑒的《致余秋雨的一封信》，因為讀時正值炎夏，所以感覺好像是“吃了冰激淩”；讀崔《自辯》適逢隆冬，所以感覺好像是“冬天裏的一把火”。
文人的“辯誤”文章，好在不單單是“辯”了“誤”，僅僅是辯“誤”，則太“小兒科”了，好在讓我們讀出了“誤”以外的些許值得記取的東西。王、余都是我們看重、尊重的大家，他們的文學成就自不待說。正因如此，人們才更關注他們的“誤”。
崔文好在，一，真實。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有層次，有憑據，連二十多年前靜安賓館的信紙也出來說話。二，說理。不是我的，你別憑印象戴在我的頭上；與我沾邊的，沾到什麼程度也如實道來。
相比之下，王蒙則大有遜色。遜色處有三:
一、憑印象。撰寫回憶錄切忌憑印象。聯想到王先生頻頻失誤(有些是關鍵失誤)，此點足可引起“大家”警示。
二、自說“我是”味重。類似的“我下令”“我批准”之類用辭，令人感覺“他的正確”“有遠見”。當主編簽發一篇稿子，本是工作程式，有簽對的，也有簽錯的；骨幹編輯也不是聖人，更何況“建議退稿”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壞事(更更何況也不是他的“建議”)，“下令”言過其重，好像處理一篇來稿，編輯部面臨“兩條路線之決戰”似的，大可不必。
三、上綱上線。退一步說，一位被王蒙稱之為“最優秀最有影響的老編輯”退了一篇稿子，也不必將此上綱至人的“品質”上去，“失去了中國人所寶貴的‘知恥近乎勇’”只願大“講過五關斬六將”“不願講走麥城的經歷”之語則是很傷人的。寫至此，忽然想到主編與副主編是否在平時工作中就有牴牾？如果帶著這樣的情緒來敘述此事那就更不妥了。
編輯一年中要處理多少用、退稿？二十年、三十年呢？各個編輯部、各個編輯的水準、審美觀各有所異，退與用均是平常事。對編輯、作者都有一個心態問題。別說當年的張潔、劉索拉，就是今天的張潔、劉索拉被編輯部退了一篇稿又有什麼大驚小怪的？退的稿並不一定是壞稿；用的稿也並不一定是好稿；今天沒有影響，明天也許會轟動；相反也一樣，今天轟動了，明天就成了爛稿……這是常有的事。在這一方面，一些“大大作家”“大大編輯”的視稿心態要好得多。
文末，還想對大家王蒙說兩句(有點不敬吧？)。近年來，王蒙高產。高產並不一定是壞事。但期望像王蒙這樣的大家，人們更希望他多出優產。生命苦短，高齡產婦也不容易。但要麼不生，要生就生它一個“大胖小子”，像生機勃勃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那人們一定會振臂高呼:《青春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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