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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孫甘露引發對先鋒小說的思考
程德培
20多年前先鋒小說是一次勇敢的嘗試，是一種反叛的姿態，純文學、文學本體論的口號蘊含著諸多意識形態的無形資產。先鋒小說不是我們現在的生活(包括精神)所需要的，但他絕對又是我們所缺乏的那一部分。這是悖論，又是一種極大的反差。
80年代後期的先鋒小說的核心價值在於其探索精神和反叛性
討論孫甘露與先鋒小說，那是對80年代的記憶，今天已是2007年歲末。對20年前的記憶，不可能不夾帶著今日的思想、情緒、觀點、立場，某種多少有些功利的價值判斷。這20年間社會所經歷的變化與劇烈動蕩毋須多言，因為這已是我們在座大多數人的切身體驗和親身經歷。曾幾何時，革命的宏大構想曾對資本進行了整體收購和贖買，而如今，改革的幻象卻再一次以其不可阻擋的現代性步伐，讓資本對我們以往所有的一切，進行再一次的整體性的反收購。
就拿先鋒小說而言，20多年前他是一次勇敢的嘗試，是一種反叛的姿態，純文學、文學本體論的口號蘊含著諸多意識形態的無形資產。因為先鋒小說在當時的走紅，他也延伸許多副業，比如他會變得時尚，導致摹倣，以至於摹倣的摹倣，甚至抄襲等等。不管怎樣，80年代後期的先鋒小說的核心價值在於其探索精神和反叛性。
先鋒小說的時間不長，就那麼幾年功夫，自80年代末開始，他便流落街頭、無人理睬、隱姓埋名、遭人唾棄，正如有人所說，先鋒總是以失敗作為他的勝利。最近有一篇創作談，題為《先鋒小說完蛋的幾個理由》，寫得很有意思。這是一篇以唱輓歌的形式為先鋒小說搖旗吶喊的文章，充滿著文學性的智慧。文章說到，先鋒小說家們“孤獨求敗的勇氣和堂吉訶德式的週旋，為文學扯出了一面風一樣的大纛”。
小說的功能經常是把過去變成現在的記錄，把死亡變成有生命的記憶，把記憶變成一種有用的行為，把延續變成有意義的時間。今日的討論會何嘗不是這樣呢。對阿多諾來說，先鋒藝術就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僅有的真誠的藝術。對我們來說，80年代中後期的先鋒小說又何嘗不是晚期革命運動年代最後一次為小說藝術付出的真誠和激情呢。
說到孫甘露，討論80年代的先鋒運動我們自然繞不開孫甘露的小說。同樣我們今天討論孫甘露，自然而然地會涉及到先鋒年代的孫甘露小說。但先鋒小說中的孫甘露又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相比莫言、馬原、余華等作家來說，孫甘露的批評研究文章就特別少，被人關注的程度遠遠不及同時代的其他作家。
我注意到謝有順于2004年10月在台灣師範大學上的講演“敘事也是一種權力”，其中大量篇幅講到先鋒小說，而涉及到孫甘露的也就是一句話:“數年如一日地在極端的語言實驗裏流連忘返。”
我也注意到郜元寶所寫的“二十二今人志”其中有孫甘露一節，評價的也是“孫甘露的語言遊戲”，當然作者也明白“語言遊戲”這個術語其實也很曖昧不清。
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有專門的章節論述孫甘露，稱孫甘露是“在語言實驗上走得最極端的”。孫甘露的極端讓寫史的人線上性的連續性頗感為難，於是“最接近超現實主義詩歌與繪畫”的聯想自然成了一種說法。
當然陳曉明在其“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後現代性”中對孫甘露試圖做出了更為詳盡，更為全面的評價。此書的修訂本獲魯迅文學獎，其實他的初版寫得更早，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版。在充滿激情地使用一系列評語，諸如“語言的迷宮、含混而純凈的咒語、遠古的呼喚和明媚的夢想、病弱的詩性、破敗的歷史、貧困的哲學等等”之後，作者無不憂慮地指出:“孫甘露的語言實驗打破了舊有小說語言範式，毫無疑問向它提示了一種新型的閱讀經驗，但是，當這種‘新經驗’以及實驗的革命性消失之後，孫甘露的敘述文體還剩下什麼呢？這是值得憂慮的。”憂慮之後，作者更明確地說:“創造一個遠離世俗的，並且否定生活世界常規秩序的語言幻想世界，這是孫甘露的夢想，這也是整個先鋒小說家的夢想，只不過孫甘露斷然拒絕了一切世俗生活的規範，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孤獨的語言夢遊症患者，孫甘露無可救藥，毫無障礙地走向小說墓地。”
先鋒小說已經成為昨天、成了我們記憶的一個組成部分
簡單回顧對孫甘露小說的評價之後，談一點個人重讀的感受。總的來說，孫甘露的小說始終保持對時間和情節的高度敵意，並讓故事在仿佛根本不是故事的情況下發揮比較大的作用。“我愛的是語言、敘事只是附帶而已”(這是英國小說家溫特森的追求，也可以看作是孫甘露的)。重讀孫甘露的小說，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的是，他始終在用其前後移動、顛三倒四、移花接木、重新組合的語言，對詩、音樂、圖畫做出反應，在反應中清理出孫甘露小說可以生根的空間。有意義的是故事則經常未被邀請加入其中。
在其長篇小說《呼吸》中，隨便翻閱，你就能感受到那種密不透風，紙上密密麻麻，許多章節很少換行，長的段落可多達1500字以上，長句子長達30個字以上的不在少數，此中的意味和效用今天仍然值得玩味。他的小說即是書寫者、又是閱讀者，語言實驗製造的障礙對兩者都是存在的，他的故事脫離世俗，但卻讓我們進入的是廣闊的俗世，即無時無刻都在伴隨我們個人的意識和夢幻的世界。創造一個語言的世界，是為了擺脫或者拒絕現實的世界，語言的不及物，明明白白的自我指涉實際是排他性的。所以晦澀和難以相處是必然的。語言的世界真的可能存在嗎！要麼他是隱語、象徵，否則我們很難進入，如果我們很容易地進入了，很明白地領會了，孫甘露小說的意義便會蕩然無存了。難以進入和到達的去處並不一定複雜，比如伊甸園、天堂，人人都不會在不經意之時一閃而過的那個別處等。這些在當代小說不時會出現的世界。在某種意義上說，孫甘露小說的意義並不只是語言的實驗，對語言世界的情有獨鍾和一頭扎入正是對之外的物質世界的排斥和拒絕。所以嘗試用現世的精神去解讀孫甘露小說，就等於進入了永遠無法擺脫的陷阱和泥潭之中。我們不可能一個腳踩在現世，另一個腳卻在“呼吸”之中，那是一種永遠無法行動，而只能撕裂身體的舉措。
孫甘露的先鋒小說是一種離經叛道，充滿著暴力傾向，但他的書寫又是那麼的儒雅，充滿著書卷氣。我讀他的小說，甚至有時感到自己就是一個鄉巴佬。他以全面地而又非比尋常的視角推動著小說“向內轉”，而不是只停留在拙劣的意識的流動，夢的書寫。
愛情是一種疾病，文明是一種病痛，語言又何嘗不是這樣呢。“語言總是背著我們。”(還是溫特森的話)“我們想撒謊時它說實話，我們非常希望精確時它卻亂七八糟。”這種雙重的背叛也許正意味著我們難以精確表達的小說的概念，小說對真真假假，難以言說，無時不在的諾言慾望卻做出了回應。
還是在1989年初，先鋒小說作為運動臨近其尾聲時，孫甘露寫下了一篇短文，名為《一堵墻向另一堵墻說什麼？》這篇意味深長的短文一改孫甘露的儒雅之風，語調依舊，但其對文學現狀的不滿、諷刺、失望乃至溫文爾雅的憤怒是顯而易見的。不管怎樣，80年代的先鋒小說已經成為昨天、前天或者是更遙遠的過去，成了我們記憶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種記憶讓我想起有這樣一個故事，也許不足為信。講一個罐頭廠的一名工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每隔幾秒鐘扳動一下杠桿。日後發現，幾十年來這個杠桿不跟任何機械相連接。聽到這事，這名工人的精神嚴重崩潰。這名工人的精神狀態並不重要，最讓人難受的一點是它溫和的滑稽性，或者我們經常講的有沒有搞錯。弗洛伊德毫不費力地如此論證原因，我們之所以微笑是因為從我的精神能量的節省與工人過度精神的投入之間的反差迷宮中得到快感。
孫甘露80年代的先鋒小說，或者說80年代先鋒小說最激進的先鋒孫甘露，為晚期革命運動年代的文學所付出的最後的激情和真誠。或許在今天的某些眼光看來是一場空白，一文不值。這種反差還包含著另一層意思，孫甘露的小說肯定不是我們現在的生活(包括精神)所需要的，但他絕對又是我們所缺乏的那一部分。這是悖論，又是一種極大的反差，他使我想起陳曉明文章中所提到的臨界感和墓地效應。我們將從這二十年前後的反差獲取快感，一種溫和的幽默，即便是墓地也沒什麼，我們每年都要去，他的名字叫清明。因為對白天來說，黑夜很可能是他的一束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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