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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剛
李國文的散文往往嬉笑怒罵，快人快語，但卻在對司馬遷、李白、王安石、海瑞等歷史人物不加節制的調侃臧否中，流露出歷史觀的虛無與價值觀的錯位，發散著市儈氣和犬儒氣，彰顯人文情懷的缺失。作者無視特定的歷史語境，率爾操觚，輕薄為文，悍然解構了知識分子身上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立功立德立言的人文精神。李國文散文呈現出的價值盲點，某種意義上正是當下龐雜喧囂的社會文化語境的映射。
李國文先生是資深望重的文學前輩，早期曾以眾多的長、中、短篇小說名世，如今年逾古稀而筆耕不輟，特別是近年來，李國文發表了大量以歷史文化為主題的散文隨筆，結集為《大雅村言》、《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文人的活法》、《唐朝天空》等多部著作，面世後一版再版，頗有影響，迎來其個人創作上的又一個井噴期。其中《大雅村言》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獲得首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應該說，李國文的隨筆嬉笑怒罵，言之有物，對歷史知識駕輕就熟，這種快人快語，引人入勝，是當下許多中國文人做不到的。但值得警惕的是，李先生這幾部著作，在對筆下人物的隨意調侃臧否中，不時流露出歷史觀的虛無與價值觀的錯位，他那些借古諷今的文字，頗多“嬉皮”色彩，而往往喪失了寬厚與包容。
《金聖嘆之死》一文稱金聖嘆為“膿包型文人”，寫道:“他到玄廟觀哭廟去，是不是有點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異性面前表演的機會，無論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這也是古今通病了。”《牽犬東門豈可得乎？》以艷羨的口吻提及晉代文學家陸機:“這位風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兒，我想他一定很自負，因為他具有名氣、才分、金錢、權勢四大絕對優勢。我遍數當代作家，兼備者簡直找不到，不是有才無名，就是有名無才，不是有錢有勢而無才無名，就是有名有才而無錢無勢，當然，勉勉強強，降低條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幾個，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頭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黃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讓人掃興得很。”一腔莫名其妙的心火，讀來灼然可感；一副求全責備的口氣，讓人滿頭霧水。在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中，某種濃厚的怨懟之氣澎湃而來，這使得作家那些借古諷今的文字不無含沙射影之嫌。
《從嚴嵩到海瑞》把清官海瑞說成“屁事不頂”的“道德大主教”；《李太白之死》說李白“渴嗜權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層，討好豪門”；《王安石之死》說王安石“他相當小人，而且，很偽君子”，是“以怪待價而沽，以怪欺世盜名，以怪招搖過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方孝孺之死》說方孝孺“傻不嘰嘰”，“偏執，拘謹，認死理，不知好歹”；《唐朝的聲音》調侃嵇康“想在殺頭前作閉幕秀”……誠所謂惡俗之氣，瀰漫文本。《王國維之死》則說王國維投湖的緣由“是那些仨瓜倆棗的銀錢往來，是那些油鹽醬醋的生計家事，是那些牽涉到個人、家庭、兒女等等狗屁搗灶的成堆問題”，認為王國維死得“油脂麻花，不幹不凈，攪七念三，卑微困頓”，“但他沒有想到，由於這樣一種死法，效果倍增，影響彌遠……一下子，擁有了很大的知名度……王國維從此成為比所有國學大師都要大師的聖人。”作者不去挖掘王國維之死所體現的悲劇精神、抗爭意識、文化意義，反而一味消解神聖，褻瀆死者。尤令人瞠目的是這樣一段話:“五十年代的政治運動，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多少學者名流，教授權威，文化大師，學術泰斗，被折騰得痛不欲生，可從未聽說有人起而效倣王國維，毅然跳湖。其實，他們住得離頤和園都不遠，即使沒有洋車，腿去也就半個鐘頭。”在不加節制的冷嘲熱諷中，流露出魯迅筆下衍太太式的陰暗心理。
作者每寫到文人倒楣，分外來勁，必欲冷嘲熱諷而後快。《司馬遷之死》認為司馬遷身上體現了知識分子自高自大、不甘寂寞、呆傻愚笨、充滿表演欲的通病。司馬遷一生追求自由、價值、思想力，富於浪漫氣質和反抗精神，他因堅持真理而慘遭宮刑，這樣一個飛淚濺血的故事，李國文竟以如此幸災樂禍的腔調道出，全無對一位壯懷激烈的文化先賢應有的理解、同情、憐惜和崇敬。它讓人想起發生在法國的一則真實故事——某中學化學女老師考試時，讓學生計算二戰時需要多少二氧化碳才能毒死猶太人，題目是:“希特勒把猶太人關在封閉房間裏，灌入毒氣來殺害他們。如果房間空間是50立方米，需要多少二氧化碳才能達到千分之五的致死率？如果人們平均需要20分鐘才會死亡，每小時需要輸入多少二氧化碳？”法國教育部為此責令女教師停職反省，身為猶太人的女教師不服上訴，說自己這樣做是為了讓孩子們知道希特勒的罪惡云云。在此，李國文犯了和那位法國女老師同樣的錯誤:以輕佻的態度，挑戰人類道義與良知的底線。該文結尾處寫道:“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著，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方孝孺之死》也說“無論如何得想方設法活下來，哪怕當癩皮狗，哪怕當三孫子，也在所不惜”，《張居正之死》則提倡做人“留有餘地”、“見好就收”、“激流勇退”。這類發散著市儈氣和犬儒氣的話語，無疑遠離了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與王朔隨筆集《無知者無畏》中《我看老舍》一文的不談人格、氣節、精神，一味崇尚活命哲學的痞腔痞調何其相似。在對嚴肅的知識分子精神的解構中，彰顯創作主體人文情懷的缺失。《從嚴嵩到海瑞》分析明王朝普遍的貪污現象時說:“既然貪污是官員的一種生存手段，貪污已成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貪污是這種病入膏肓的社會的必然伴生物，不貪白不貪，貪也不為恥，還有什麼必要潔身自好呢？”這樣一種刻意為之的反諷語調，極易引起歧義和誤讀。李國文先生的失誤，大約就是沉溺于正話反說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終至於隨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讀者側目。何況李國文的隨筆，往往只是圍繞既往歷史以曲筆做文，貌似激昂高亢，實則並不敢真正直面現實正視黑暗。在避重就輕、大言討巧、安全優雅地保持批判距離和自我身份方面，李國文很像余秋雨。
真善美是人類永恒的價值觀念。儘管歷史上這些仁人志士不乏時代的局限性，但他們那種敢怒敢言熱血澎湃的“有知者無畏”的精神內涵與風骨氣節，畢竟體現了求真向善崇美的精神。指出歷史人物身上的不足並加以剖析批判是完全可以的，但無視特定的歷史語境，率爾操觚，輕薄為文，統統作一刀切式的調侃，某種意義上便與王朔那些只求口腔快感式的文字相通了。平心而論，李國文意在挖掘文人陰暗面的隨筆文字不乏大氣，對於當下文化人的人格建構也不無鏡鑒，但一味追求淋漓痛快，筆無藏鋒，難免詞氣浮露，思想的衝擊大為削弱；尤其李先生行文的油腔滑調，刻意將歷史人物小丑化、漫畫化，使得在他那裏，歷史與歷史人物成了小孩子手中的變形金剛，全無一點正經。在指桑罵槐指雞罵狗中，古人很不幸地成了李國文的箭靶子。在一種源於文章自信的倚老賣老心態的支配下，李國文無往而不反諷，處處黑色幽默，悍然解構了知識分子身上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立功立德立言的人文精神。這無異於在倒洗澡水時，連澡盆中的嬰兒一同潑掉。
《得意與忘形》寫北魏重臣崔浩在編撰北魏《國史》的時候，“務從實錄，以彰直筆”，惹得皇帝大怒，盡誅清河崔氏。作者感慨崔浩的悲劇在於他個人的得意忘形:“這個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頭了。其實在作家中，也有類似的人物。還記得在‘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即使坐在沙發上，也是四肢展開，呈‘大’字形的張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誰也不在他的話下，連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難臨頭，災禍迭生，風雲莫測，吉兇未卜時，便魂飛魄散，六神無主，瑟縮發抖，惶惶然不可終日；請他坐在沙發上，也只敢欠著半邊屁股。”將當代作家中的輕狂之徒，和歷史上秉筆直書不畏強暴的崔浩相提並論，把私人怨憤與歷史公義一鍋燴，可謂南轅北轍。《阮大鋮之死》寫道:“吳應箕、陳貞慧、侯方域、黃宗羲等復社名士，又貼出聯署的《留都防亂公揭》，徹底揭發阮大鋮為珰奴、為蟊賊、為鄉願、為贓官的罪行。這實在是中國文人互鬥史上最奇特的一篇文字。竊以為‘文革’期間的大字報，若是溯本追源，老祖宗應該是在這裡。”幾位正直的復社名士則被李國文稱為“紅衛兵”。這種把正義與邪惡的鬥爭與尋常文人間的勾心鬥角硬性對接、正邪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荒唐甚矣。
作家推想王安石如何對蘇東坡“文人相嫉”(《王安石之死》)，萬曆皇帝如何對張居正懷有“男人的嫉妒”(《張居正之死》)，李清照公爹趙挺之因為“謅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而對他的兒媳妒火中燒(《花自飄零水自流》)……李國文推人度事，不從崇高處想，專從低俗處想，不從正面著眼，專從反面揣測，讓人看不到亮色、光明與希望，看不到任何神聖的可能性；故其文字雖圓熟老辣，縱橫捭闔，卻因了荒腔走板，時時散發出市儈氣息。究其實，作者衡量評騭歷史人物，用的不是知識分子話語和人文眼光，而是市井話語、世俗眼光。也許在李先生看來，人文精神有真有假，但用市儈意識來消解他所認為的“假”人文精神，總不免流於以毒攻毒。多少年前，李先生的後輩王朔早已將這方面的文章做猛做足；其實，李國文批評的，只是一部分文人(知識分子)而非全部文人(知識分子)，只是知識分子身上存在的某些方面而非所有方面，正如王朔調侃的那些知識分子，其實只是偽知識分子而非真正的精英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一樣。
某種程度上，李國文的文字有意師承魯迅，卻僅得魯迅文章譏誚調侃之皮毛，未得其峻潔磊落之風骨，不期然中與魯迅精神背道而馳。作者在《唐朝天空》一書中如是自陳心跡:“(我的文字)難免被人撇嘴，難免惹人不快，固然，因此而罵我者頗眾，但到了這把年紀，恕我不敬，也就只能去他媽的了。”(見《大浪淘沙》一文)灑脫則灑脫矣，畢竟有違務實精神。“老夫聊發少年狂”，李國文著作中所呈現出的價值盲點，某種意義上正是當下龐雜喧囂的社會文化語境的一種映射。近十餘年來，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不斷解構著文學的原創性與個性化，兼以新儒學、後現代、新左派、自由主義諸般文化思潮對啟蒙精神的分進合擊，慾望化敘事、身體化寫作、下半身寫作等現象的層出不窮，導致中國文壇的光怪陸離泥沙俱下。在散文創作領域，知識分子批判立場的喪失也便勢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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