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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醒龍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對自己的身份感到懷疑。身在武漢，我總被認為是鄉下人，而在鄉下，卻從來沒有人認為我是農民；我明明在縣辦小廠當過十年工人，在真正的產業工人面前卻又自愧不如；成為作家後，我被認為是知識分子，卻還是缺乏真正的身份認同感。所以，我的故鄉到底在何處是一個被爭論的話題。這與我一直以來動蕩不安的生活有關，從童年時代起便被挑在擔子上四處遷徙。所以我有一個夢想，在我的家鄉一個固定的地方，有一處老屋，那是我的家族所在地和心靈的居所，屋前有一棵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長的樹，提供給我一席陰涼。無根的狀態也許並不是一件壞事，它會使我對於自己的過去更加珍惜，更加看重，也思索得更多。
就因為找不到這些，只要有機會回到那我長它也長的地方，就想著要去看望這個名叫張保良的朋友。要說與他相識並不算早，當年在一起的時候也不多，至於鄉土中形容割頭換頸的情義就更加不是了。曾經說過鄉土是一壺陳年老酒，保良兄大約也是如此，離得遠了，隔得久了，才讓人想念而放不下。
鄉土之事，關乎于每個人的內心。
有時候，我是真的將保良兄當成了離肉身漸行漸遠，與心靈越來越近的鄉土。
作為寫作中的鄉土，沒有什麼能比它載起更多的明麗與陰暗、痛苦與歡樂、也沒有什麼比它更能表現歷史與當下。鄉土對於文學的貢獻是城市永遠也無法與之相比的。保良兄的寫作又豈能例外？鄉土的龐大複雜和深厚，自有它的永不衰竭的活力，鄉土用仁慈來滋潤文學，寫作者該如何相報？鄉土是一種肥沃，鄉土是一種富饒。鄉土不是一種醜惡，這一點可以斷定。鄉土不是凈土，這也是可以斷定的。對於寫作者來說，重要的是從心理上調整鄉土的位置。鄉土永遠是人類最後的精神家園，這一點的確需要寫作者終身謹記。
與保良見面說話、談事情，時常會讓人心猿意馬，因為在他身影與話語後面的那個龐大的鄉土體系，在不斷地吸收我、誘惑我。譬如:重忠義、識廉恥、樸實老成並守禮孝——不如此又如何寫得出《遙遠的佛光》？又譬如:勤勉節儉、藏秀于拙、不以貴賤寵辱分天下——這一點從《進門願死，出門想活》中也能讀出；再譬如:風來雨去春種秋收，在天造地設面前不信風吹麻葉一片白，遇到命運幾何時也不覺得葫蘆開花假的多，這大概就是《那麼正經幹什麼》的來由。
人在鄉村行走，心裏常常感覺不到自身。能夠持之以恒地面對曠闊蒼茫的鄉村，只有鄉村本身。鄉村的慾望太大了，大到根本無法行動，如同要找一架上到天堂的梯子，且不說天堂孰真孰假，要做那樣的梯子，就得栽種一棵比天還要高出一尺的大樹，否則就搭不上去。一如當下普遍的借貸，那些有本事從銀行弄來幾個億的人，從沒想過要徹底還清債務。太大的東西如一座山，人在山上住著，還會想方設法過好日子。相反，那些小戶農家，借得幾百上千元信用款，到期不還，或是牛馬，或是房舍，就保不住了。所以，小小的東西是石頭，走到哪，背到哪。離開鄉村，多數人不得不變成石頭，所以才能追隨慾望越來越遠，直到將鄉村拋在塵土飛揚的起源。
文學會放大鄉土的悲歡離合。沒有文學的鄉土只能在沉默中潛行。沒有文學也就少了一樣疼痛，即使有人在痛，也不會傳染開來，還有可能在平靜中接受現實，而不去一次次輕彈男兒之淚。所以，文學對於鄉村，一定要有在疼痛之外，像感恩一樣可以感受到溫馨與安寧。
記得在一部好萊塢電影裏，一位在監獄裏呆了四十年的老黑人，對前來確認是否可以讓他假釋的司法官員說，我老了，我想對當年的那個少年說點什麼，可是我再也找不到他了。像老人一樣蒼茫的鄉村，活著的日子何止幾百歲、幾千歲，想說的話遠遠不是一肚子、兩肚子、三肚子，然而，鄉村不止是找不到想與之交談的那個少年，甚至連詢問其是否有這類念頭的機會也難以找到。
所有這些都是命定中的文學元素。因為，文學的本質看上去是向前，骨子裏卻是向後。無論是源遠流長的詩歌、散文、小說，還是新興的舞臺藝術與影視藝術，最美的時空總是黃昏，而非清晨。這是由人的性情所決定，在人的情感世界裏，最能震撼自己的總是這類曾經與生命息息相關的舊東西，在面對新世界時所表現出來的悲涼之痛。藝術的最大魅力是輓歌，而不是讚歌。一個民族，一個地域，多年來所熟悉的一切眼看著就要失去，或者正在失去，其痛切之心所煥發出來的力量，完全有可以激活人的最大藝術潛能。
一般人愛說，靈感無所不在，也許就在手邊身邊眼邊。情況的確如此，生活是每個人一起共同創造的，因此每個人的行為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問題的癥結是寫作者如何在自己的寫作裏，將這一部分的生活溶入全部生活的大潮中？保良兄的生理和文學紀年都長于我。他的作品我讀過許多，不少篇章還是從一稿、二稿到定稿都送我閱過。有拍案叫好的，也有扼腕嘆息時。
在他寫作的大量作品中，我認為《老女人和狗》最能代表他的寫作高度。人當然最關心人。如同狗只會關心狗，貓只會關心貓，牛只會關心牛一樣。每一個文學史上的高峰，從來是由一些讓人難以忘懷的人物形象所引領的。在保良兄筆下，狗是人的一部分，同樣狗也成了人的一部分。就文學意義來說，鄉土寫作正在面對的也許是世界第一村的華西村，它們是否能真正進入到文學視野，並且進一步昇華為這個時代的文學典範，還要看在經濟空前膨脹的背後所蘊藏著的人文品質。而我相信，保良兄這種天人合一的寫作，更能彰顯這個時代文學的意義。這種貌似平凡、隨處可見的東西，才是最深刻、最難弄懂的，同時也是最容易使人誤入歧途的。文學與生活的關係正是這樣，沒有誰說過自己不懂其中一些玄妙之處的，然而，又沒有誰能做到在文學與生活的碰撞中，時時保持清醒意識。生活時常有意無意地將自己打扮得蓬頭垢面。聽任作家們用自己的情感尺度來盡情梳理，其結果往往是大相徑庭，甚至出現人與鬼的差異。這也可以看作是生活趁機對作家們的良心與良知進行拷問的結果。
在鄉村，任何文學元素都曾有過水與火的淘汰與冶煉，如此構建下的寫作，當然更加可靠。在以時尚為主要審美特徵的都市裏，也有出自靈魂的新穎，也有如同山水的發現，畢竟更多的是對浮華的極度誇張，對奢欲的恣意想像。在當下生活，在當下寫作，要識破並跨越這類包藏商業禍心的偽審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時候的鄉村和以鄉村為母體寫作就顯得尤為重要。她會反過來對人在現代化名義下的行為偏差進行校驗。
(《那麼正經幹什麼》張保良/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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