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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孝陽
關於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報告文學或者紀實文學已經出版了很多，還曾經拍攝過一部氣勢磅薄的電影《大轉折》。在這些作品中，也提到了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後處境艱難，但大多把目光聚焦在了偉人卓越的戰略部署以及高層出神入化的指揮藝術上，這也是革命題材紀實作品的經典主題。
《冷的冬，熱的雪——劉鄧大軍在1947年那個寒冬》也是一本以“千里躍進大別山”為主要內容的紀實文學作品，但與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它是一部挖掘歷史細節、揭密歷史真相，更加注重歷史帶給現實思考的力作。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記載中，千里躍進大別山是我軍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進攻的轉捩點。能使用上“轉捩點”這個隆重詞語的，我印象中只有遵義會議。這當然不能和遵義會議比肩而立，但它的意義同樣是重大的，是共產黨建立武裝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地向敵人統治區域進攻。這是一起影響了中國革命進程的重大事件。
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絕對是一次冒險。在被《三國演義》等傳奇話本熏陶的鄉土中國，可能就連拖著鼻涕的鄉村小孩都知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句話，“三十六計”中的“暗渡陳倉”，其實也就是燒了袁紹同志的糧草，一戰決勝負。劉鄧大軍卻是反其道而行之，1947年7月23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向劉鄧發來電報，催促劉鄧大軍早日千里躍進時就直截了當地說:“……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
進入大別山的部隊，沒有後勤支援，沒有友軍配合，甚至連地形地貌、氣候、風土人情也是陌生的，劉鄧大軍所面對的艱難困苦，後人實在無法想像。在經典歷史敘述中，革命軍人最艱苦的歲月當數長征，部隊裏現在還有句流行語:“累不累，想想雷鋒董存瑞；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但參加過千里躍進大別山的二野的老人們卻說:紅軍、八路軍是苦出來的，可到了大別山，那日子比長征、抗美援朝還要苦……說這話的老人中，有一個是當年六縱四十六團團長唐明春，他參加過長征，也參加過抗美援朝。
這決不是誇張。這部書是在採訪了三百餘名參加過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原劉鄧大軍指戰員的基礎上寫作的，他們中最高的有當時的縱隊領導人，如六縱政委杜義德，也有旅、團級指揮員，如六縱十七旅旅長李德生、十八旅旅長肖永銀、政委劉昌、十六旅四十六團團長唐明春等，但更多的是當年的基層指戰員。他們給作者具體地詳細地講述自己的戰爭經歷，講述自己的戰友和老鄉的遭遇，講述戰爭的激烈和殘酷，毫無保留地講述了自己在大別山的經歷，也不諱言失敗和挫折，甚至還有反思。如肖永銀將軍，不但詳細地回憶了兵敗王家店的經過，而且還主動地講述了鮮為人知的“宋埠殺匪”。難能可貴的是，他對這一事件還做出了深刻反思。《冷的冬，熱的雪——劉鄧大軍在1947年那個寒冬》忠實地記錄了這一切。
我們閱讀歷史題材作品，不但關注對歷史事件的宏大敘事，我們還想知道歷史的細節。因為細節更真實。我們不但想知道親歷歷史事件中的個人的遭遇，還想知道他們在如此遭遇下的感受和心理，如果我們還想知道他們在漫長的苦難歲月中的痛苦與思考，以及諸如此類。《冷的冬，熱的雪——劉鄧大軍在1947年那個寒冬》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它在對歷史事件進行宏大敘事的同時，更加注重對歷史細節的描寫，把幹部戰士的愛與憎，悔與恨，思與過，苦與樂，罵與笑……立體地、直觀地呈現給了讀者，為人們回望這段歷史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啟迪人們對成功和失誤、勝利與挫折，經驗和教訓的思考。它更關注戰爭中的個體的命運。
在講究“集體主義”的中國，這是一件艱難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埋藏在歷史中的“寶藏”太多了。這使我們在閱讀中，充滿了驚愕、惶惑、激動、不安，歷史原來是這個模樣。
(《冷的冬，熱的雪——劉鄧大軍在1947年那個寒冬》葛紅國、裴志海/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定價: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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