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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鴻生
拿到朱曉琳的長篇小說《大學之林》時，正值期末諸事纏手，並沒有特別從容的閱讀心境。但當我騰出一晚進入這部書稿，視線即被小說吸附和控制，在一次次的紙頁翻動間，不知不覺地天就亮了。
這是一個背景地設在上海的大學故事。作為當代學院中人，小說所展示、描寫的這一切，場景、情節、人物、心態、問題、矛盾，都與我所熟稔的當下大學的現實生活和精神狀況極為迫近，其間所透示出來的諸多資訊是那樣及時、準確而生動。看來作者經過長期觀察，已熟諳學院政治的個中奧秘，如果讓時下的大學教師、幹部來讀一讀，恐怕不少人都會發出會心的一笑，甚至可認出自己或身邊人的影子來。一個從波瀾不驚的學院日常中“捕獲”的虛構的故事，能達到這樣豐富而深刻的“具體的普遍性”，顯然得力於作者眼光的剔透、敘事功的圓熟，否則不可能寫得如此行雲流水、得心應手。
又過了一段日子，再回想這部由大學人寫大學人的長篇，內容雖也有遺忘和模糊之處，但小說的基本輪廓、主體事件、人物形象及其關係格局，仍歷歷在目、伸手可掬。我們知道，在一個資訊過剩、文本互相覆蓋的時代，一部小說要寫到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事實上，別說一般讀者，即便對於我這樣一個讀得多也忘得快的專業讀者來講，也只有那些在敘述的經營上很用心思的作品才會留下如此難忘的印象。
這一前一後的兩點閱讀感受告訴我，《大學之林》雖然寫的是大學知識分子生活的另一面，但由於它對不同知識分子性格、心理的把握相當到位，對形成故事、人物的社會土壤和時代精神背景有著非常真切的感知和呈現，因此，即便對於大多數不甚了解大學世界之變異過程的小說讀者來說，也不存在什麼接受上的障礙。同時，由於這部作品並不依賴知識分子寫知識分子時易於形成的行業化、書卷氣，反而採用了較為平易的敘述語言，因而寫得很直觀、很有看頭，可讀性也非常強。這說明，作者的小說意識相當自覺，作品的基礎結構和敘事質地相當結實，包括敘事的脈絡、走勢，情節的推進或轉換，還有火候、節奏、筆調的控制等等，也大多經得起較嚴格的批評性閱讀的檢驗。這些當然都是值得稱道的地方。
但我還是感到有點遺憾。遺憾者在於，這部作品在題材和思考上得風氣之先的開拓性，似乎多少被它的“平易”面貌遮蔽了；與當代漢語文學中那些優秀的或分量厚重的作品相比，《大學之林》顯然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這差距好像不遠也不近，不是觸手可及也不是遙不可望，因而，它的文學價值頗顯得尷尬，很有點不上不下的味道。一個突出的閱讀徵候是，讀時或回味時，這部長篇還難以讓人產生較強大的心靈撞擊，還不足以構成美學的痛感和力量感，還不能很充分地提供關於當代大學故事、大學問題、大學人的更為深入的反思空間和闡釋空間。就題材本身可能承載的現實經驗的尖銳性和豐富性而言，扼要指出這部作品所存在的若干不足，對進一步探討長篇創作中存在的類似問題或許不無裨益。
顧名思義，《大學之林》的顯白意是“林”(大學)，隱微意指“鳥”(大學人)，小說的命名顯然有意識地應了一句老話: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如此起名、定調，大抵可想見這樣一個敘述人:一個站在林子邊上的觀鳥者，因為看得多、聽得多了，對各種稀奇古怪的事也已見怪不怪了，所以才轉身對讀者發出這樣一聲感嘆:你瞧，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由此，一段敘述人與其所講述的故事之間的距離，已暗含在其中。要敘述，當然就會有敘述距離，但我的揮之不去的疑慮是:這裡的距離是否適當？是否有點輕慢，反倒助長了某種“看客”心態？而這種旁觀心理通常所攜帶的嘲諷目光或無奈感，是否會先入為主地阻礙了更具同情的理解和更為深入的拷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說的複雜性和批判力度？
這些問題並不深奧，作者未必不明白個中道理，但為什麼還要選擇這麼個敘述位置呢？我想來想去，覺得這很可能產生於一種創作心理與日常生活心理的矛盾——即她的目光是“狠”的、“超越”的，但她的心卻是“軟”的，膽子或文學抱負又是不那麼“大”的——於是，一種既能夠顯示清醒又能夠保持安全的“旁觀者”身份，便成了作者調和這一內在矛盾的既是無奈的也是自覺的選擇。假如這一分析可以成立，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大學之林》之所以還缺乏美學上的痛感和力量感，正與作者的認知誤區和創作個性還不夠強大有著內在的聯繫。也許，她想避開的就是這個“痛感”和“力量感”，或者，她把“點到為止”當成了另一種敘述智慧。
敘述位置、敘述距離其實是構成小說之立義取向的前提。一種兼具切身性和審視距離、能在局中局外自由出入的敘述視點，顯然更有助於打開這個故事的感知空間，更能呈現大學世界的本來樣態和內在肌理，並更易使敘述和閱讀形成反思性的張力。我們看到，《大學之林》已大致勾勒出四世同堂的知識分子的形象譜係——從建國前留過洋的尹夕寒，到“文革”前、後大學畢業的俞道丕、薛人傑，再到市場經濟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水清清——這四代大學老師形象的對比度極為鮮明，這本來是極有展開餘地的構思，但由於受到旁觀的、多少有些平面化的敘述視點的牽制，這一譜係的敘事功能卻沒有被用到位或用充分。造成四代知識分子差異的歷史條件、原因，當代大學理念、教育體制和知識生產方式的內在困境，以及人物的深層次關係，尤其是他們在心理邏輯和價值觀念上的碰撞，不僅被簡約化地處理了，而且其間所蘊含的文化緊張感也隨之被消釋了。
小說的主要篇幅用於被權力文化侵蝕的兩代人(俞道丕、薛人傑)之間的權力鬥法，雖無甚不妥，但很可以進一步伸展、強化的倒是一頭一尾的兩代女性(尹夕寒、水清清)。為什麼這樣說呢？倒不是出於主題方面的積極考慮，比如她們能體現某種超越或抵制庸俗的力量，讓我們多少能夠回憶起大學的精神並喚醒某種希望，而是因為在結構和相應的長篇容量要求上，這部小說需要她們的其實是“存在”而不僅僅是“出場”。她們不應是一場場權力遊戲的“旁觀者”或“陪襯者”。她們雖然無力扭轉現實，但她們卻可以在小說改變透視關係的空間向度，扭轉敘述視點的平面移動，以加大張力和複雜性，使這部小說從精神上真正地“立”起來。如果作者在她們身上多投射一想像，多放一些筆墨，我想故事自身已存在的美學勢能便會被進一步激活、釋放。
(《大學之林》朱曉琳/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8月版定價: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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