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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南帆散文集《辛亥年的槍聲》
哈雷
《辛亥年的槍聲》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是今年福建文學界一個重要事件，不僅因為它刷新了福建中青年作家在國家級文學大獎上的空白點，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福建作家在重大歷史題材獨闢蹊徑的藝術操縱能力——給中國散文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文體邊界。評委一致認為:“南帆的散文睿智深邃。他對歷史疑難和現實人心的不懈追問，顯示了生命的厚度、寬度和溫度；他審美情感與智性審視的融匯，拓展了中國散文的審美空間。”
有了南帆，福建散文大省的稱號就更有了底氣和說服力。
對散文這一文體的創作，按南帆的話來說只是他“從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出發的非職業化寫作”，八成的時間他還是用於理論研究和文學評論上。一個作家選擇什麼樣的文體寫作那是有緣分的，在嚴謹縝密的理論探索中，最沒規矩，生機勃勃，無拘無束，最自由的散文文體給他豁然開朗的愜意和輕鬆，生命在這裡找到了他的契合點。在理論和創作兩極相互參補中帶給他的回應是那麼相得益彰，那麼激情噴發。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原來只是想將散文作為他置放邊角料的後院，一切都在不經意間，那些感覺、意念、幻想、事件……暫時還沒被採用的理論創作的“原材料”隨手撿拾起來，堆積在散文的“筐”裏，日復一日，這個文體已經深入地嵌在他的庸常日子裏，激活種种經驗，賦予文學形式。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他寫作和出版了《文明七巧板》、《星空與植物》、《追問往昔》、《自由與享用》、《叩訪感覺》、《沒有重量的生存》、《關於我父母的一切》等多部散文著作，並且主編有《美文典藏》與《七個人的背叛》等現當代散文選集。並有多篇散文獲獎。散文的自由精神在他的作品裏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孫紹振教授是最早發現南帆“智性散文”的美學特質的，他對生活真相和本質疑難的不懈追問，以一種冷峻理性的目光，對平日生活的常態和庸常的事件，包括自己的軀體做文化的思考。這種沉潛、隱忍、深微的生命體驗通過理論家智慧的細節解讀和寓意分析，走向了清晰、透徹和寬廣。所述事件閃爍智性的光澤。如《虛假的出走》裏說，旅遊是心靈和身體本應有的最自由的活動，一旦被程式化後，人就會喪失了自己的發現。旅遊的意義不是去那裏，而是離開那裏——離開我們的居住之地。《槍》裏寫道，當所有的語言不能解決問題時，“震撼人心的槍聲是最後的語言。這種語言凝結了生命的重量”。《叩訪感覺》則在自己的軀體背後，發現文化對軀體的種種限定。記得孫紹振教授曾這樣對我說過:南帆是個真正的散文家，隨便什麼都可以成為他散文的素材。是的，南帆的散文還善於從微觀和具象入手同現實對話。於是，我們看到了作家筆下一系列直接切入技術和商品時代特有物象與話題的作品，譬如:描繪手機現象的《移動的傾訴》，解析網路景觀的《沒有重量的生存》，揭示電視文化的《神秘的機器》，以及“讀數時代”、“理念聚財”、“錢”、“吃”、“囤書”、“可扔之物”等等。所有這些被南帆物語化，更加異態紛呈，這些瑣屑生硬的現象一旦被南帆拆破，即會產生深刻的意義指向:在物質化和慾望化的年代裏，人的靈魂應該持有的超越與人的個性的張揚，由此通達你心靈最敏感的部位。他出版于2004年度的《關於我父母的一切》，從細微處劃出父輩的人生軌跡，精確地呈現了在巨型歷史裂縫和錯位之間，人的渺小和無奈，以其文化的理解和寬容對個體的創傷記憶、時代的內在迷亂給予了真切的關懷。他所揭示的是時代不可抗拒性和人的趨同性，以及人與歷史互相改寫的複雜境遇，既有對親人命運的追思，也是對歷史文化的拷問。
《辛亥年的槍聲》第一次讀到它就給我一種“驚駭”的感覺，和南帆那過往的“日常主義”的散文不同，一筆植入中國歷史重大事件，揭開一個塵封已久的福州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已經被定評的熟悉的陌生人。在透視歷史那一刻，他不僅看到歷史神聖的一面，而是穿過層層迷霧，趨入歷史的脈絡，把握歷史的真相，揭開掩蔽下的人性的光芒。以徹底的權力話語解構和建構的精神，審視一切歷史的成說。在《辛亥年的槍聲》中，他不厭其煩地強調“一身中山裝的林覺民手執步槍腰別炸彈闖入廣州總督衙門”，但這種描寫不是為了大義凜然，要讓我們看到的是福州人林覺民的豪俠之氣。在南帆眼裏，林覺民是他的鄉親，“有血有肉，有情有義，他會心高氣傲，會口出狂言，會酩酊大醉，也會愁腸百結”。“林覺民的性格之中保存了不少俠氣。豪氣幹雲，一諾千金；仰天悲歌，擊鼓笑罵；一劍封喉，血濺五步——這是林覺民的形象。”南帆不吝強調這一點，是為了說明什麼？埠外人士評說福州男人“性情溫和，血液的沸點很高，不到萬不得已不會破門而出”，“這些男人連涮馬桶、倒夜壺也得親自動手。總之，這些男人的骨頭軟，胸無大志，撐不起歷史的頂梁柱。”也許作家創作的潛意識只是隨手拿起一個生命像流星一般劃過天界的頂天立地的福州男人，用以昭告俗人們不要“狗眼看人低”吧？！
如果僅此而已這一長篇散文就黯然失色了。在與辛亥年的歷史對話中，南帆在團團煙雲濃霧中去探尋發現潛在的、深度的意義，就是南帆式的追問:“把人們常識和現成的感覺作為翻案對象”，並在翻案中揭示出更為深刻價值的發現。赴死之心已定，林覺民不得不動身了，對妻子陳意映心存愛戀與愧疚——那是他摯愛的女人，更何況還身懷他八個月的骨肉。南帆在這裡寫道“沒有一個至愛的女人，林覺民的內心一定輕鬆許多；可是，沒有一個至愛的女人，生活還值得噴出一腔的鮮血嗎？‘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長吁短嘆，家國不可兩全。就是在這一刻，歷史無情地撕裂了這個男子。”不是只有大義凜然，其中也有情意款款；不是只有俠肝義膽，其中還有巾短情長。本來世間男歡女愛的故事，只是用墨水寫在紙上的東西，可是在這樣一個大時代，這樣的故事是用血來寫的，而且寫在風上。南帆用大筆墨鋪敘林覺民的《與妻書》，其實是為了更好的記憶陳意映，因為她近乎就只活在《與妻書》裏。南帆對這個烈士遺孀給予無限的同情和追念，他說:“革命的成功將歸於眾人共用，喪夫之痛卻是由陳意映獨吞。兩年之後，這個女人還是被綿長不盡的思念噬穿、蛀空，抑鬱而亡。”這是典型的作家式的感悟。南帆最善於在被遮蔽的歷史中尋求“思想的突圍”，去辨析挖掘人性的光芒。
不管作者的創作原動力是什麼，我看到《辛亥年的槍聲》有別於南帆其他學術隨筆和思想隨筆，不是一個“智”就可以概括。作者從童年時候開始就在這周圍玩耍，突然有一天對這棟朱門，灰瓦，曲線山墻，三進院落的清代中葉的建築物關注了起來。他的腦子裏一個歷史疑雲浮現:一個僅僅活了24年的人有什麼資格佔有一個偌大的紀念館？長篇散文在這樣的詰問中探尋下去，但讀來絲毫沒有冗長晦澀之感，在這裡南帆把智性散文的話語和邏輯進行一種嶄新的轉換，以更加自由的敘述方式和對話姿態娓娓道來，“闡釋，描寫體驗，邏輯推理，臆測斷想，引經據典”，多樣的話語形式自由地匯于一爐，從事一次話語和靈魂的雙重冒險(《叩訪感覺·後記》)。南帆式的冷峻，南帆式的幽默，南帆式的真誠，南帆式的柔情，南帆式的機智都灌注在他的文章肌理裏面。這個日常環境在作家眼裏一下活了起來，它生動地浮現辛亥年那三月廣州起義的影像，仿佛有槍聲不絕於耳。南帆敘述語言的多層性和特有的張力，讓你清晰地觸摸到作品裏面人物的精神脈象，它有細節、有溫度、也有色彩。本來十分內斂冷峻的南帆風格在這裡得到張揚和釋放，他可以更加隨性自由舒展他的才情。我在閱讀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幻覺，南帆好像不是在寫散文了，只覺得他是站在《百家論壇》的演講臺上繪聲繪色和我講述這麼一個故事，在審智和審美之間穿梭來往，遊刃有餘，知趣橫溢，興味盎然。我得到的是審智的愉悅，也有審美的快意。所以現在我懷疑，把南帆的散文歸結為“智性”散文是不是夠精準？
在南帆的眼裏，散文就如水流一樣，“或者滔滔不絕，泥沙俱下，或者曲折蛇行，隨物賦形，奔放率性、自然低調是散文與水的共同特徵。”目所能及的地方，思想有多遠，散文就能夠走多遠。所以，我可以斷言，當你企圖用一種概念歸結南帆散文特質時，南帆也許又開始在這個美學疆域中率性突圍了。因為南帆是自由的。
越是自由的東西就越是無形的。
南帆把散文寫到如此境界，可謂參得散文自由的玄機。
(《辛亥年的槍聲》南帆/著海峽文藝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定價: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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