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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也退
我們知曉約翰·班維爾的名字，是借了早兩年他以小說《海》拿到布克獎的東風。我們對這位大作家的其他作品渾然不知，包括1976年榮獲布萊克紀念獎的《哥白尼》。在那本書中，班維爾著力描寫了哥白尼和開普勒這兩位天文學史上同時代齊名的大家；可惜我們只能在翻開《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記憶》細讀時，才能知道這位作家對15——17世紀歐洲天文學“地震”歷史的熟稔。
班維爾在“詩人與城市”系列中選擇寫布拉格，或許正是出於這一點知識積累帶來的底氣:布拉格，在他眼裏，最重要的意義之一就在於見證了天文學史上的一次偉大握手——1600年，開普勒在這裡見到了當時的天文學界巨擘，魯道夫二世的御用數學家第谷·布拉厄，從而得以利用後者積累的大量寶貴資料。除此之外，班維爾對捷克歷史的簡單了解是通過下載網上資料取得的，他十分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好像生怕讀者輕率地佩服他的博聞廣記——這簡直是任何人開讀此書後的第一印象。
作家與作家間的共鳴永遠是讓人折服的:班維爾不出意外地提到了《審判》。巨人卡夫卡把他的憂鬱得能殺人的眼神永久地注入了這座城市的氣質之中，約瑟夫·K的結局，卡夫卡說得明白:“反抗是毫無用處的。他即使反抗，給他的同行者製造些困難，靠搏鬥來奪取生命的最後一刻，也稱不上是英雄。”帶著K的記憶，班維爾見到了在那座城市迎接他的朋友們，談話始終籠罩著憂鬱的氛圍，因為20世紀80年代初的布拉格還處在“七七憲章”運動後的恐怖時期，盤踞在寶座上的胡薩克更加兇悍了。一切都讓人想起卡夫卡，想起布拉格一波三折、一唱三嘆的歷史:14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轄下的“北羅馬”，15世紀迎來了揚·胡斯戰爭，16世紀哈布斯堡王朝的魯道夫二世把他的抑鬱症寫入布拉格城志，1620年，緣起于新教革命的宗教戰爭爆發，布拉格血流成河，連開普勒安靜的書桌都被掀翻了，直到瑞典軍隊千里迢迢殺到城裏。20世紀以後的事就不用多說了，在歐洲這個大覆巢下，捷克、波蘭這些東歐國家一直處於遭罪最深的“完卵”之列。
可是巴黎呢？班維爾莫非沒讀過波德萊爾，不知道巴黎也是“憂鬱”的麼？然而憂鬱和憂鬱是如此不同，在班維爾眼裏，巴黎是盛行表面文章的地方，巴黎人從沒有過過密探橫行道路以目的日子。他不無諷刺地回憶道:“60年代……在巴黎的花神或雙叟咖啡館，我也只看到了大量美國遊客，從未發現薩特和波伏瓦在咖啡館裏埋頭工作的影兒。當年那個囊中羞澀的愛爾蘭小夥子在首次巴黎之行中，居然敢在它貌似溫柔的昂貴之地冒險來去，想想真是不可思議。”而布拉格呢？著名的斯拉維亞咖啡館裏還瀰漫著裏爾克和卡夫卡留下的氣息，塞弗爾特是這裡的常客，哈維爾總統親自過問咖啡館的經營。“斯拉維亞的主顧們都不太像文學人士，不是衣著不夠光鮮也不可愛的年輕人，就是衣衫襤褸的中年人。我覺得，惟有在這些上了年紀的人當中，還可以辨認出一縷殘存不滅的智慧之光。”言下之意，布拉格不尚名氣，不搞幫派；捷克的黑暗時代沒有產出若干發傳單、搞講座、寫社論、時不時常應邀去西方做個報告的思想領袖(顯然催生薩特的法國還不夠“黑暗”)，只有千百萬普通捷克百姓(如“有文化的小老太太們”)在交談、閱讀、思考、等待。他們的文化偶像是塞弗爾特，一個未老先衰，下肢殘疾，連出趟家門都多有不便的抒情詩人。
這是班維爾的布拉格，她那帶有強烈宿命感的歷史注出了“自由”二字的濃度。而巴黎的自由是閒逛者的自由，她的憂鬱留給美國人埃德蒙·懷特去體味才合適:這個同性戀者在巴黎待了20年，吃透了那由波德萊爾首倡，經瓦爾特·本雅明闡釋後，成了欲識巴黎者必取不可的“閒逛”精神。“波德萊爾很可能是歷史上第一位表演藝術家……他的理想是成為有錢有閒的男子，甚至是玩膩了的紈绔子弟”，這個大活寶不知道什麼叫政治的高壓，跟梅毒和自找的貧困肉搏了一輩子。在波德萊爾死後，巴黎，這個曾經鄙視過他的“歐洲之都”帶著他文字裏的喧囂、唯美走進了現代，到20世紀用文化思想的駁雜紛呈勾搭世界的目光，以至現在，正如懷特所提到的，走進薩特之後無大家、福柯之後無大哲的窘境。
對作家而言，一座城市之“有味道”，根本上源於與其本人的氣質之契合，在這之間，他所熟諳的文化或歷史名人則充作了橋梁，也把作家與普通的觀光者的距離拉開了。19世紀的佛羅倫薩也和巴黎一樣自由，因為市民不文明、市容骯髒而享有“臭都”之名，但她的強項不在開放，而在自戀，故而吸引了戴維·李維特這樣藝術敏感度超強的作家，他打撈出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的故事，給這座城市的精緻作注腳。彼得·凱瑞的雪梨似乎是找不出什麼數得出來的作家了，所以，他的記憶中滿是森林野火的煙味，是把屋頂掀進大海的西風，是既壯美又陰森難測的峽谷，吸引歐洲流放犯的後代去保存自己的野性。然而，代表雪梨文化的粗獷、狂野也並非完全健康。白人拓荒者們曾有兩年顆粒無收；雪梨灣只適合土著人生存，這令後來的種族壓迫更加殘酷暴虐。凱瑞從解剖城市特性入手，進而憂慮於民族性中的暗斑:澳洲的習俗裏沒有感恩節，“這絕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這些作家都在各自的城市裏找到了居住下去的理由:氣質相投，故土難離，或者像巴西人魯伊·卡斯特羅那樣，覺得裏約熱內盧誘惑太多，魅力太巨，或者像愛爾蘭人班維爾那樣，作為一個外國人，體會到與布拉格深沉的共命感。不熟悉其歷史也不要緊，布拉格有揚·聶魯達，有卡夫卡，有塞弗爾特，有瓦茨拉伕·哈維爾——一流的文化人一定會在這些人的作品中找到進入城市的方法，而且用最短的時間觸摸到城市的“幽暗”。
(“作家與城市”系列，包括約翰·班維爾的《布拉格》、魯伊·卡斯特羅的《裏約熱內盧》、彼得·凱瑞的《雪梨》、戴維·李維特的《佛羅倫薩》、埃德蒙·懷特的《巴黎》5種，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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