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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緒源
常在報上讀到黃媛短小的書評，不料忽又看到了她的一本全新的散文集《上海紅顏》，有十七八萬字，共七十來篇，不禁驚訝而欣喜。一篇篇看下來，既讀出了她的勤奮，也發現了她的文字的生動和明麗。
這些散文，十有八九離不開對兒時或過去生活的回憶。在第一輯的輯封上，印著一段從作品中摘出的話:“從前……兒時聽到的故事總是從‘從前’開始。那時，‘從前’多麼遙遠，仿佛一輩子都碰不上。怎知也就是眨眼間吧，自己已然有了‘從前’。從前……”從這樣的行文裏，看得出對於自己已有的經歷和回憶的珍惜，也看得出這些作品動筆時的心態。
書中那篇《神奇的芭蕉扇》，寫作者看到小區樓前阿婆坐在竹椅上搖芭蕉扇，從而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納涼時人人手拿扇子的情形。自從聽了孫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後，院子裏的小孩都丟了紙扇，每人揮舞起一把芭蕉扇來，神氣活現。有一天中午，院子裏的簡易防震棚忽然著火，作者很疑心肇事者是現場那幾個鬼頭鬼腦的小孩。火很快熄滅了，孩子們的興奮卻不容易過去，沒趕上這場火的孩子直覺得遺憾，就嘲笑幾個現場的孩子不會用手中的芭蕉扇滅火，被嘲弄的孩子就反唇相譏，說扇子是假的，越扇火越大。這場爭吵始終沒有結果，惟一的解決辦法是再來一場火。現在，大家都成了中年人了，那火也沒有再來。此文的結尾，作者感嘆:現在的孩子實在沒我們那時福氣好，玩具倒是不缺，但玩起來不著天不著地，哪有我們小時候廉價的芭蕉扇那麼神奇非凡。——我以為，這是書中比較優秀的篇什，不僅回憶來得真實、自然，同時，記憶中的故事也並不尋常，那場可疑的火還真有些驚心動魄；但孩子對於故事與生活的界限的模糊，以及今昔兒童玩具的對比和感嘆，都是發人深思的。
然而，除了這樣的作品外，書中也有不少文章讀來感到單薄，缺乏回味。我想，說到底，是因為回憶正如當下的現實人生，並非一切都能進入筆墨，化成文章。兒時的事，比如玩具、遊戲、稱呼、衣著、飲食，等等，如沒有特殊的感情內容在裏邊，只是記一些“從前”的事實，這事實又是大同小異，盡人皆知，那寫出來就不會有太大的意思；即使是未經歷過這些的今天的孩子，也不會有太大的興趣。孩子讀我們過去的人生記憶，不只是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更因為與他們直接相關而又為他們所陌生，這才好奇。為什麼相關呢？最重要的，還是作者的人生體驗與情感內容，與小讀者的心靈暗中相通。所以，一段故事或往事，不能只想著讓不知道的人讀，還應準備讓“知道”的人讀，只有當知道的與不知道的都能讀出味道來，這才稱得上是好的故事或好的散文，因為它的價值，已是一種共通的審美價值，而不只是攤開手裏的一兩件秘寶。其實秘寶的吸引力很有限，常常倒是我們自己誇大了它；而秘寶一旦攤開，即使對原來感興趣的人也不再具有懸念。所以，秘寶的魅力只針對部分人，而且只是暫時的(或者說是一次性的)，文學的魅力則要普遍而長遠得多。所以有些材料用以吹牛聊天行，寫成作品就不行，只因文學還得加入更重要的材料，那就是作家獨到的感受和體驗。
除了上面提到過的《神奇的芭蕉扇》，我們不妨再想一想魯迅《野草》集裏的那篇《風箏》。這也是說的童年往事，但作者回憶了小時候不讓弟弟玩風箏，把弟弟偷偷製成的風箏狠狠地毀了，長大後深為此事痛悔，終於找了個機會向弟弟懺悔，但弟弟一點也記不得這件事了，於是他的心只能一直空落落的……如果光是寫了從前孩子有玩風箏一說，文章的分量是沒法同現在比的。當然不能要求所有回憶都像這樣沉重而厚重，但至少，總要是往心裏去過的，在心裏留下過真的痕跡的。這痕跡，一旦化為文章，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真生命”。
1931年末，當時的青年作家沙汀和艾蕪寫信給魯迅，問了許多創作方面的問題。魯迅在回答時，曾說到這麼幾句:“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二心集·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這話是值得我們記取的。我希望黃媛以後的散文能寫得慢些，選材嚴些，只選那些有真生命的題材，這樣，她筆下的回憶就會更有滋味，她的下一本書也會更有分量，更加好看而耐看。我自己也有輕易落筆的毛病，故記下這些，以與黃媛同勉。
(上海紅顏》黃媛/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8月版定價: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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