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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華棟:為什麼您最近頻頻發出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判聲？
顧彬: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還是客氣的、小心的，溫和的。很多西方漢學家對中國當代的文學、文化都不屑一顧，他們很輕視。我發現我自己的評價也在不斷地變化，這種變化導致我的內心裏出現了一個聲音，一個呼救的聲音。
我對我自己懷疑，主要在於我關於中國現當代作家的評價一直在變化、在遊移、在起伏，隨著時代的變化，對這些作家的評價也在變化。比如，冰心的小說我原來不喜歡，可是後來我就很喜歡。她的那些小詩我也非常喜歡了。所以，對於很多當代的小說家的評價，比如對王安憶、虹影的評價，我說的，都不是最後一句話，我還在路上。這個呼救的聲音促使我不斷地自我拯救，在一種痛苦中，將中國文學的研究進行到底。
邱華棟:我們中國讀者熟悉的，還是君特·格拉斯、馬丁·瓦爾澤這些“二戰”之後就崛起了的作家，您對當代德國小說家怎麼看？
顧彬:君特·格拉斯的德語水準不算很高，他其實是一個政治家，他敢說，敢於對當代的德國政治進行批判。但他的語言不是很好的，他也在講故事，他講的是荒誕的故事。我認識另外一些德國作家，他們可能在中國沒有名氣，但是他們不去搞政治批判，他們知道怎麼寫現代小說，他們的語言非常精妙，精妙到了你不能刪掉一個句子的地步。德國有這樣的小說家。
邱華棟:您現在還繼續進行中國20世紀的詩歌翻譯和研究嗎？
顧彬:當然，我還很想修訂我的那個德文本的《中國20世紀詩歌選》。我現在開始新的詩歌翻譯:《後朦朧詩歌選》的德文翻譯工作。我還在翻譯北島的第4個德文詩集，楊煉的第3本德文詩集。中國當代的一些詩人他們達到了我所說的“世界文學”的高度，成為了當代世界文學的重要部分。
(《中國圖書商報》邱華棟 顧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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