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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文學”越來越熱，同時我們也看到在這背後一種幽靈般的文學思維的復活，看到以“文學的名義”進行的對文學的歪曲與遮蔽。
對“底層文學”與底層作家身份的“神聖化”傾向某種程度上掩蓋了對底層文學本身的探究。“因為是底層所以有價值”“因為是打工作家所以有價值”成了許多人討論底層文學的基本邏輯。我們實在沒有必要把底層文學和底層作家作為特殊的文學階層“供奉”起來，這種“供奉”表面是對底層文學的“神聖化”的尊重，但實際上卻是貴族化的、高高在上的充滿優越感的“憐憫”，是對於底層文學變相的“拒絕”和輕慢。也正由於此，文學界似乎不屑于對底層文學的文學性本身進行探究，不自覺地重彈“題材決定論”和“身份決定論”的老調以簡單化的方式完成著對底層文學和底層作家的“捧殺”，有些評論家甚至公開宣稱不要從文學性角度去討論底層文學，只要肯定這種底層文學的“草根性”、“民間性”以及“自我實現”、“自我安慰”功能就行了。
對“底層文學”文學性元素和審美性元素的忽略，實際上是在變相地製造文學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底層有著千千萬萬的人，只有少數有文學天賦與才能的人才會走上文學之途，這正如上層社會、中層階級、知識分子也並不會都成為作家是一個道理。底層作家一旦成為作家，他就與任何一種類型的作家都是平等的。我們沒有必要為“底層文學”“打工文學”另立評價標準，超越“底層”的限制，一視同仁地從“文學”本身的意義上研究底層文學、底層作家才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
(《羊城晚報》吳義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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