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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書本就是個純商業概念，如果我們過分地放大其作用、責任和功能，自然會聽到“無書可讀”的怒吼
按理說，出版與閱讀應該是相生相長、相輔相成的一對。可是近幾年，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出版數量大增，另一方面，閱讀卻出現某種恐慌情緒。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衝突？
“暢銷書”是個舶來詞彙，上世紀初，美國的《讀書人》創建圖書銷量的排行榜，評出銷得最好的圖書，這是個純商業概念。20多年前，暢銷書的概念進入中國，成為出版人追逐的目標，因為它是出版市場化的標誌之一。伴隨著出版改革的深入，暢銷書的地位不斷提升，甚至達到主導出版行業走向的地位。諸如，我們進入了暢銷書時代，能出暢銷書的編輯才是好編輯，能出暢銷書的出版社才是好出版社等等，這樣的說法似乎無人質疑。再深一步，伴隨著極端商業化傾向的出現，有人開始忽視或蔑視出版的文化屬性，曲解公益出版與商業出版的關係，用暢銷書的經濟原理說明商業化與文化的抵觸，為出版“走向低俗”尋找藉口。一些出版社將流行小說列為重點書，與學術和經典並列，甚至擠掉後者；他們說，“在市場化的旗幟下，我們的唯一追求是暢銷書；把文化傳承之類的事情留給政府、學術文化團體、基金會和慈善機構”云云。
不妨看一看30年來暢銷書的書單:上世紀80年代，暢銷書榜上寫著瓊瑤、亦舒；90年代，西方暢銷書開始進入中國市場；劉曉慶《我的自白》引發了名人傳記系列的暢銷；當然，還有餘秋雨、王朔、王小波。新世紀，我國暢銷書操作日漸成熟，像《第一次親密接觸》、《三重門》、《哈利·波特》、“幾米繪本”、《幻城》、《我們仨》、《狼圖騰》、《達·芬奇口令》、《易中天品三國》、《于丹〈論語〉心得》。顯然，它們都是好商品，或許也不乏好書。但是，它們的主流原本就沒有“承載什麼”的責任；它們只是商業出版的一個門類，它們只是四大“流行文化”之一。因此，如果我們過分地放大暢銷書的作用、責任和功能，自然會聽到“無書可讀”的怒吼。
記得前些年去美國，當時《莫妮卡的故事》正在暢銷。我問一位美國出版商:“此書是美國今年的文化頭牌麼？”他驚異地搖著頭回答:“什麼文化？是垃圾頭牌。”
(《人民日報》俞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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