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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長篇小說《高興》的電影版權，近日簽給了香港的一家電影公司。執導黑色系列喜劇《大電影》的阿甘，將出任導演。阿甘對媒體透露，他有意將《高興》改編為喜劇，而且還是《芝加哥》那種歌舞類型的。
在文學領域縱橫捭闔的賈平凹，曾稱自己“更看重小說的魅力”。這次賣掉《高興》，除了表示“希望導演把握每個人物的性格”之外，他沒有任何要求。但提出的“希望”，還是給改編設了個底線:只要人物性格立住了，電影怎麼改都不至於面目全非。
《高興》絕不是一部喜劇小說，它對農民現實處境的描寫，對城鄉不和諧因素的反思，讀起來給人感受更多的是沉重而非幽默，它的錯位和衝突、荒謬與疼痛，才是此書真正的價值所在。阿甘在票房上從未失手令人欽佩，但是調用各種商業元素來拍攝《高興》，對導演的才華是種浪費，對原著題材則是種糟蹋。前段時間，冠以黑色幽默片入市的《我叫劉躍進》大獲全勝，投資550萬元，首周票房便過了千萬。它的最大成功之處，便是打出了“劉震雲”這張牌。但《我叫劉躍進》對同名小說的改編並不理想，整部片子看完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鬧騰，除了滿腦子雞飛狗跳什麼也沒留下。《高興》會不會拍成一部《我叫劉高興》？這種疑慮不是多餘的:阿甘以模倣見長，兩位主演是出了名的在電影裏愛“鬧騰”，再有要命的票房誘惑，很難讓人對《高興》的藝術性抱太大期望。
現在絕大多數和影片《高興》相關的新聞，賈平凹都被寫進了標題中，他其實成了《高興》最大的一個“腕”或者噱頭。不知道《高興》會不會把“作家電影”這趟時髦順便追趕一趟，若真如此，“作家電影”這四個字在中國算真變味了。在起源地法國，作家電影更多地被理解為知識分子電影，它們的導演多為從事小說寫作的作家，也就是說，影片的拍攝者應兼及兩種身份:作家和導演。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瑪格麗特·杜拉和阿蘭·羅伯格裏耶等。嚴格說來，與《我叫劉躍進》相比，朱文的《海鮮》、尹麗川的《公園》更符合作家電影的定義，因為後兩者在表達方式上更為極端化和個人化，更忠於創作者的思維，而《我叫劉躍進》對票房的迷戀，放大了它的商業目的，遮掩了它的藝術價值，或者說，它就是一個純粹的娛樂片，根本沒有任何藝術價值可言。
總有些人，還是想從賈平凹的電影中，得到一些娛樂之外的東西的，就像當年根據路遙小說《人生》改編的電影曾感動一代人那樣，我們也願意看到更多的作品對現實有濃烈的關懷和表達。陳忠實、賈平凹這樣的作家“觸電”，讓這種可能性增強了，但願影視投資者和製作者能珍惜從他們那裏獲得靈感和故事的機會，別把好事辦砸了。
(《燕趙都市報》韓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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