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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我——不——相——信！”這些最初的宣言只是北島詩歌的起點。如今，他依然在象形文字的叢林中穿越，為自己的內心尋找永恒的依託。近日，他的散文集《青燈》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他說，鄉愁人皆有之，對於作家來說，語言上的鄉愁——通過語言之途抵達源頭的努力——才是最致命的。
新京報:從1989年至1995年的6年工夫裏，你在7國中搬了15次家，現在呢？
北島:自1993年我從歐洲移居美國，在加州定居。由於在美國多所大學教書，加上參加各種國際文學活動，一年中大半時間還是在路上，這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去年8月搬到香港，與家人團聚。
新京報:青少年時期的遊蕩和中年的漂泊，對你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北島:我想起台灣詩人商禽的一本詩集，題目是《用腳思想》。我們就是屬於用腳思想的一代。用腳與通過書本對世界的認知完全不同，首先是不教條不信邪，再有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更真實更絕望，因而也更有韌性更有想像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幸運的一代:縱使命運坎坷，但在精神上是打不敗的。
新京報:你曾批評過詩歌翻譯並引起過爭論，你如何看待詩歌的“不可譯”？
北島:這說到底是語言身份的問題。在英語國家，用英文教學生創作，自己則用漢語寫作，感到的是母語的珍貴與豐富。由於偶爾涉足，我的確被國內大批粗製濫造的譯本激怒了。當年我們地下寫作時所接觸的各種譯本，幾乎都很優秀，傾注了老一代作家和翻譯家的心血。而現在大多數詩歌翻譯則走向反面，對現代詩歌造成嚴重的誤導，驅散了潛在的讀者群。
新京報:你的詩歌創作是否也受到過“翻譯文體”的影響？
北島:我的基本觀點是:1949年以後一批重要的作家和詩人改行搞翻譯，創造了一種游離于官方話語的翻譯文體，為60年代末誕生的地下文學提供了文體基礎，使傳統通過一種曲折的方式得以延續。還有，自1962年到文革前，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全面介紹西方現代文學的內部讀物，俗稱“黃皮書”，甚至可以說，當年每個青年作者都受到這套黃皮書的影響。
新京報:在上世紀80年代，詩歌作用極大，現在很難再有這樣的影響。你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北島:在我看來，詩歌功能在80年代被過度放大，這與特定的歷史轉折期有關。由於解放了長期處於壓抑狀態的語言，詩歌一度君臨天下，社會與政治功能被凸顯。也正因如此，當社會與政治功能消失後，詩歌迅速萎縮，視為敝屣。其實，詩歌是潛流，不能因為它曾經浮出過地表就非得被當成灌溉資源。
(《新京報》張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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