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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執浩
《外遇的好日子》是一部南韓電影，講述的是兩位結婚五年的少婦，在日復一日單調乏味的婚姻生活縫隙裏對愛情的渴望，於是她們開始了尋求外遇的大冒險。嚴格說來，這部影片乏善可陳，故事老套，手法平淡。儘管如此，作為觀眾，我們還是能夠從中窺見到這個時代對現代人內心世界的擠壓:當“愛情”的面目越來越曖昧，當科學已經敢於公然宣稱:“事實上，真正的愛情只能有三個月的保鮮期”時，我們怎樣維繫我們內心深處僅有的那塊純凈之地？究竟“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還是恰好相反？一個如此淺顯、看上去本應亙古不變的道理，如今卻在苦苦地折磨著我們:
“過去玫瑰的笑容/在我手中滑過/我心疼你，也和鏡子一樣緘默/抬頭品味一次災難的意義”
——這是詩人阿毛在一首題為《外遇》的詩中所陳述的一幕，這也是許許多多個“我”時常會在孤寂的半夜面對一面漩渦般的鏡子所發出的無助的哀怨。時光流轉，似乎只需我們眨巴幾下眼睛，世道就變了:玫瑰枯萎，大禍臨頭。
我和阿毛相識甚早，屈指一算居然有二十來年。至今我還依稀記得一個名叫“毛菊珍”的女生上臺領獎時靦腆、羞怯的表情。那時候，武漢高校的詩歌活動如火如荼，雖然我們分處不同的校園，平時幾無聯繫，但每年至少還有兩次見面的機會:武大的“櫻花詩會”和華師“一二·九詩會”，這是武漢地區高校詩人們“以文會友”的好日子。那時候，我們眼中只有愛情，甚至還僅僅停留在對愛情的憧憬裏。二十年是怎樣過去的？如今我已經很難回憶。平庸、瑣碎的年代，光陰的流逝註定是加速度的，看起來每一天都不易度過，但我們居然也能夠一天重復著一天活了下來。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這已經算得上是“奇跡”；而我們都還在寫，而且還有望寫得更好，這無疑算是更大的“奇跡”了。
2001年阿毛寫了一首在詩壇引起廣泛爭議的詩歌:《當哥哥有了外遇》，爭論的結果是讓她聲名鵲起。在我看來，這首詩的社會意義遠大於它的文本意義。在一個道德的“防火牆”基本喪失殆盡的社會裏，每個人都可能會成為“病毒攜帶者”，而我們遭遇的最大的問題還在於，這些“病毒”往往是以“真、善、美”，以“愛”的方式竄進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然後強制形成為某種“木馬程式”，作用於我們疲倦的肌體。阿毛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現象，在憤怒之中不假思索地做出了選擇。是的，我非常理解她的憤怒，一個至親的人，一個“以前老老實實，愛妻憐子”的哥哥，就在她眼皮底下發生了背叛，作為妹妹的詩人終於情不自禁地產生出了“只想當一個殺手”的念頭。在這首詩中，阿毛最可貴的地方就在於她沒有絲毫掩飾自己的情感，她的樸素的反應體現出的是作為一個“妹妹”而非一個“詩人”的本能。因此，剝下文化外衣的寫作者其實是大眾的一員，她的喜怒哀樂來得真實，率性。
然而，我的疑慮也同樣存在:當無數個“哥哥”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在我們眼前，當“外遇”從茍且的角落成群結隊地來到我們身邊時，“妹妹”們又該怎樣應對？
任何一個有抱負的寫作者必定是一個敢於與時代玉石俱焚的人，他(她)的勇敢、決然緣于個體的遭遇，同時又不獨屬於個人，他(她)要對抗的甚至不是別人，不是那些迷眼的道德之灰，而是共存于我們人類內心深處的那塊惡的頑石。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反抗的真實目的在於和解，在於掙脫混亂重建我們心靈的秩序。在《哥哥有了外遇》之後，阿毛的寫作顯然進入了類似的自我拷問之中，並於拷問中不斷洞見人性的奧妙。現在，她終於明白僅憑憤怒解決不了問題；她終於明白時代真的變了，眼下的每一天都可能是“外遇的好日子”；她終於明白，玫瑰凋謝並非末日，一切頹敗都來得及扶正。一如她在詩中寫到的那樣:
“我多麼愛啊，/所以用盡世間所有的詞。/以前，我用得最多的是形容詞，/其次是動詞。/那時候，我擁有星星/那樣多的形容詞和動詞。/現在，我用得最多的是名詞，/也只剩下名詞……”
只要詩人說出，就是在命名，看來，她早具備了這樣的抱負和野心。
阿毛:詩人、作家，現為湖北省武漢市文聯專業作家。著有詩集《至上的星星》、中短篇小說集《杯上的蘋果》，長篇小說《慾望》、散文集《影像的火車》、詩文集《旋轉的鏡面》等。作品入選多種文集和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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