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訪滬法國女作家對話 王安憶：今後再也不“懷舊”
本報記者 李淩俊
3月23日下午，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作協主席王安憶參加“2008年法語周”特別活動，在上海市作協大廳與法國女作家葆拉·康斯坦、馬克絲·蒙內展開對話，探討女性寫作及一系列相關的文學話題。“小說家很少想到什麼主義，我們關心的是具體的生活，比如今天我們坐在這裡，讓我想到了簡·奧斯丁。”王安憶的開場白引發與會者會心的笑聲。
前不久，她的代表作《長恨歌》法文版剛剛在法國出版發行，說到這部作品，王安憶有些感慨:“奧斯丁的小說始終在解決一個問題:怎樣把女兒嫁掉。中國有句古話，‘男有分，女有歸’，對女性來說，出嫁就是歸宿，婚姻足以影響女性一生。在《長恨歌》裏，我一直想把王琦瑤嫁出去，最終沒能嫁掉。”
當初，《長恨歌》引發讀者對昔日上海的“懷舊熱潮”，王安憶對此卻不以為然，她始終認為，許多讀者對《長恨歌》存在一種誤讀，認為她寫的是三十年代的老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在今天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意象。事實上，我寫的是四十年代，這是我沒有經歷過的，對於沒有經驗過的東西我沒有想像力，所以這段寫得最糟糕。但人物、故事又必須在這段時間裏奠定基礎，我又不得不去面對。為了躲避這樣的空想，我以後再也不會寫。”然而她始終對另一個誤解耿耿於懷:“因為這段故事特別符合今天的人對上海符號化的理解，所以許多人特別喜歡它，這使得《長恨歌》看起來像是一部言情小說。”
因為寫作必須從自身的經驗出發，寫上海對王安憶而言是一種“別無選擇”，但在她看來，“上海對於藝術工作者來說不是一個好的舞臺，它的歷史太短促，也來不及成熟自身的文化和語言。物質太多，人就不會浪漫，相比一些來自農村的作家，我們與自然的關係那麼遙遠。”然而，她又十分依戀這個城市，“我去任何地方，都會去尋找那裏與上海的相似之處”，這對她而言是一種矛盾，“我只能夠用上海的材料來製造非上海的故事”。對於今天的上海，王安憶別有感慨:“城市越來越大，到處都是灰色的建築。在《長恨歌》裏我寫到鴿子，而今天，麻雀比鴿子多得多。有時，我們寫作就是為了解脫沮喪。”
談到寫作，女作家們的話題停留在“細節”上，因為法國作家巴爾扎克有過一句名言:“寫作就是細節的不斷更新。”三位女作家都承認，曾經在寫作中，在不那麼真實的情節里加入一些特別真實的細節，來使讀者相信故事的真實性。王安憶說:“或許女作家對細節特別感興趣，生活和世界都是以局部的細節進入我們的世界。細節使作品更為生動，但有時也會淹沒真相。”她說，自己剛開始寫作時，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有一度，她的作品因此被人批評為“瑣碎風”。“為了回答這樣的批評，我開始不斷詮釋每一個細節，致使細節都成了隱喻，但生動性由此喪失了。後來，我發現，寫作的過程就是不斷‘去掉自己’，我開始訓練自己去選擇生動的、明喻而非暗喻的細節。我每天坐在書桌前，就是在篩選細節，這恐怕會成為我一直做到底的事情。”
參加對話的法國女作家葆拉·康斯坦是十年來唯一獲得龔古爾獎的女作家，1998年她憑藉小說《心心相訴》獲此殊榮，該書已被引進中國。她的作品被譯到二十多個國家，最新小說《悲傷的動物》已于2007年1月發表。出生於1981年的女作家馬克斯·蒙內是法國文學的新生代，她的長篇處女作《克裏斯蒂娜的囚徒》曾在2006年震動法國文壇，目前她正在寫作自己的第二部長篇小說。
陳賢迪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