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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金瑩
當初出校園的李馮第一次站在大學課堂上，學生們對這個新老師的評價是，“聲音不是特別大，第一堂課我們還能聽見他說什麼，第二堂課就聽不見了。板書很認真，第一堂課能夠看見他在寫什麼，第二堂課就看不清了。”當時，誰也不曾想到，這個“聲音不大”的老師，會與中國電影毀譽參半的《英雄》、《十面埋伏》等“大片”聯繫在一起。
說起當年，李馮喜歡稱自己是“小孩”。年輕時的他和大多數喜歡文學的青年一樣，“內向，敏感”，但如今已經可以在電話裏與記者侃侃而談。差不多15年過去，編劇這一職業改變的不僅是李馮的性格，更有他的生活。
李馮稱自己喜歡遊蕩，喜歡嘗試，什麼事情，“儘量地去碰一下，玩一下”。當初在南京大學，他想從化學系轉到中文系，特地寫了篇小說去給系主任看。誰知系主任說，我們中文系不寫小說。感覺受了打擊的他轉念一想，那轉過去看小說總沒人管了吧。就是在南京大學中文系，李馮認識了小海，“他們”詩社的人。如果不是遇到這一群人，“我不會走上這條路。”
李馮走的這條“路”，一開始就有些與眾不同。剛開始寫作時，朋友勸他從短篇寫起，他卻一齣手就是長篇。從南京大學畢業，他成為廣西大學一名教授明清文學的教師。習慣了南京濃厚文學氛圍，李馮對那裏很不習慣，就開始寫東西。不喜歡上課的他，在空閒時間一頭扎進了圖書館，埋頭寫起了長篇小說《孔子》。一手古籍，一手白話文翻譯，每天查資料，寫文章，晚上趕緊休息。那時他喜歡讀《在路上》，小說裏有些跟自己相似的情緒，“但這和美國的頹廢是一樣的，孔子的旅行，始終有一種信仰在裏面。”
對當時的李馮而言，《孔子》還是一件“不知道成敗的事情”，“死掉的可能性太大了”。他說，“那時不知道是否適合，只是一根筋地寫，後來也算善有善報。”
這個“善報”，是指後來張藝謀找他寫劇本。當時他辭去公職，北上北京闖蕩。初上北京的日子，沒有任何收入，他甚至已經找了一家報社上班，但只上了半天，就被叫了回去。原來《武則天》劇組的編劇生病，張藝謀看到他發表在《花城》上的《孔子》，就讓他來頂上。“我比較幸運。”
由於種種原因，《武則天》最終沒有拍成，但他和張藝謀開始有了交情。後來，張藝謀想做一個關於武俠的電影，來請李馮，兩個人於是開始合作，那是他第一次當編劇。“我們不停地討論。一天開四五個小時的會。”從一開始的江湖恩怨，到後來變成秦王戲，再到後來確定演員、安排戲份，反反覆復，《英雄》寫了兩年。
“寫作和寫劇本是不同的事情。”李馮說，“一個是悶著寫，有一個好主意不要動搖。寫劇本是不能有太強的自尊心，每個人的想法都要考慮，最好發生碰撞。”他打了個比方:寫作就好像打井地，選好地點往下挖。劇本是蓋房子，大家聯合起來。而對於自己的雙重身份，他也不是十分在意，“就當多了個兼職”。
開始時，李馮還以為《英雄》是部小電影，後來一群明星來了，他才有了“商業片”的概念。影片出來後海內外反響不錯，他也開始有了寫古裝片的經驗，於是，又有了後來的《十面埋伏》。因為兩次合作，他開始被人稱為“張藝謀的御用編劇”。
自此出了名的李馮，還是一樣寫小說，寫劇本，過著隨性而至的生活。他說自己比較“隨便”，感興趣的東西就都會去嘗試，“幹不下來就不硬幹”。至今，他寫的被拍攝的劇本，也只有三部而已。受邀外出寫劇本時，他也會“假公濟私”，以考察的名義去看風土人情；對拍電影感興趣了，他就混進朋友的劇組，玩一個多星期，“很高興”。他喜歡路寬乾燥人情淡的北京，到北京12年，已經住遍了北京城的東南西北，現在則轉移到近郊的通縣。最近，他準備減肥，寫小說，他告訴記者，“12塊錢的青菜，可以吃一個星期。”這是他上星期剛剛算過的一筆賬。
“今年會多寫點小說。”李馮說。他手頭在寫兩個小說，一個古代，一個現代，現代的是講溫馨情感，朋友說可能不好賣，“不管，先寫出來再說。”
李馮，1968年生，1992年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獲碩士學位，曾在大學任教，1996年辭去公職，現居北京，有小說集《中國故事》、長篇小說《孔子》，電影《英雄》與《十面埋伏》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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