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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下無賊》到《無土時代》 趙本夫：反思“城市文明病”
本報記者 傅小平
江蘇作家趙本夫的長篇新作《無土時代》，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說以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主題進行創作，反思並探討了城市發展和生存問題。
幾年前，趙本夫的中篇小說《天下無賊》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當電影在全國公開上映引起社會轟動之時，他正不遺餘力地關注著人類在“無土時代”裏的生命狀況和生存意識。作為《地母》三部曲的終結篇，《無土時代》凝聚了他多年的思考和心血。
小說以現代文明高度發展的木城為背景，以文學編輯穀子遠離城市尋找作者柴門、村長方全林進城尋找失蹤的農民子弟天易為線索展開敘述。其中有以石陀為中心的都市文化人的敘事線索，有以天易為中心的草兒洼後裔的流浪敘事，有以方全林為中心的草兒洼留守式農村的敘述，有以天柱為中心的城市農民工的描寫……
趙本夫表示，多年來，他一直在關注著城市文明的發展，同時也在審視著這種城市文明給人類精神帶來的傷害。因為這種審視，趙本夫找到了小說所要傾心表達的主題。小說用“無土時代”來命名，就已經隱含了他鮮明的立場和價值判斷。“城市文明越是高度發展，城市文明病就越多。在城市文明的誘惑下，不同地方的人迅速涌到一塊兒，人心卻因人與人離得更近而更遠。”在趙本夫看來，造成城市文明病的癥結就在於，現代人與土地關係的日漸疏離。土地曾經被人崇拜，土地帶給人們基本的生活資料和關於世界本原的看法，而隨著歷史的發展，當人與土地一旦疏離之後，世界便變得冷漠、虛妄和不可思議。
鮮明的主題意識，拉開了小說與當前刻意隱退個人立場的私性創作之間的距離，卻對其敘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趙本夫坦言，小說中所講述的人與故事在現實生活中是找不到原型的，他們多是為貫徹小說所表達的主題虛構的，但小說並不因此而減少了形象的力量，由此更是凸顯了作者不凡的創作功力。
在小說裏，趙本夫刻畫了石陀、天易、天柱、柴門等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在主人公石陀身上，趙本夫顯然寄予了最深層的思考。作為出版社的總編，同時又是政協委員，在每年的政協會上，石陀總會拿出一些長長的提案，呼籲政府“拆除高樓，扒開水泥地，讓人腳踏實地，讓樹木花草自由地生長”。他的提案得不到重視，他就在夜裏獨行，用小錘子敲開水泥路，在縫中撒下麥種。趙本夫說:“石陀的這些環保提案或行為在城市人看來無異於癡人說夢，儘管他的行為與主張並不能改變城市文明的現狀，卻至少能引起人們的注意與反思。”
小說中的穀子作為知識青年的代表，她接受著現代城市文化的洗禮，同時又對詩意的生活充滿了嚮往。她在追尋柴門的過程中，意外地回歸到純樸的大自然。天柱作為農民工的典型人物，他內心並不卑微，反而居高臨下地看待城市，他覺得生活在城市裏的人很可憐，他對大地的感情啟發著人們在現代都市尋找自我的生存根基。當記者提出質疑:是否因服務於主題表達的需要，刻意拔高了天柱這樣一個農民工的形象時，趙本夫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說:很多寫作者，習慣於在其作品中對農民工做臉譜化描寫，他們要麼顯得非常卑微，要麼幻想著成為于連式的人物，在城市裏投機鑽營，力圖出人頭地。“我覺得這是很多寫作者的一廂情願。在我看來，多數農民工有自己獨特的生命意識和精神追求，在其奮鬥進取中煥發出鮮活強大的生命力量。”
在對以上主要人物進行塑造的同時，小說中還穿插了另一個人物柴門，這可謂趙本夫埋伏在小說裏的“生花妙筆”。通過對天易、柴門、石陀這三個人不同層面的描寫，趙本夫意在暗示他們三個人思想和行為的統一，同時也隱喻了一個城市人精神上的分裂。趙本夫表示:“你可以把天易、柴門、石陀當成不同的三個人，也可以看成同一個人的三個層面。很顯然，天易對土地更多是一種本能的熱愛，石陀在城與鄉的強烈對比中，對城市化進程多了一份理性的思考，柴門則表現得更為寬容，他對土地的摯愛包含了詩性的沉思。”
從故鄉江蘇豐縣遷居南京十多年，趙本夫從未割斷與鄉村深刻的情感聯繫。相反，他的內心深處與城市始終有著一種隔閡與距離。然而命運讓他在城市裏生活下去，他只有在創作的想像中找尋自己的那片土地。“為了寫這部小說，前後思考了多年，幾乎調動了自己所有的人生積累:關於生命的體驗、關於幸福的感受、關於人類的思考。”
趙本夫表示，他寫這部小說並無意否定城市文明與城市化建設，“我只是通過石陀、天易、天柱們的故事對現代文明進行一次深刻的解構和反思。他們種種讓城市回歸自然的做法未必就是正確的，但至少能引起人們對城市文明的反思”。或許，正是這種甘當時代見證者和發問者的勇氣和努力，讓趙本夫在小說中為寫作應有的價值擔當做了生動的註釋。
趙本夫:“人與土地日漸疏離，世界變得冷漠、虛妄和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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