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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湖北詩人車延高
本報記者 朱小如
車延高，湖北省武漢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2005年2月開始詩歌創作。去年10月，他以組詩《日子就是江山》榮獲第八屆“十月文學獎”詩歌獎。在同事、朋友的眼中，車延高是“很理性的”。他自己也說:“如果不看我的詩，沒人會相信，我心裏埋著一條情感的大河。”
記者:你給自己的詩命名為《日子就是江山》，從中可以看到一種漫長歲月中孤寂但又十分堅定的詩歌創作形象。你一共寫了多少首詩歌？最初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車延高:我只是一名業餘詩歌創作者，我的詩齡也太短。在寫詩以前我主要是寫雜文，現在還兼任武漢市雜文協會主席。我給同事、朋友的外在印象，總的感覺是很理性的。如果不看我的詩，沒人會相信我心裏埋著一條情感的大河。
最初寫詩是一種無奈。沒到重要領導崗位之前，寫什麼都是一己之見，任職以後就不同了，一篇雜文出去，別人隨時可能對號入座，麻煩就來了。於是我開始尋找一種別人不易對號入座的文體，最後選定了詩歌。詩歌抒情多論理少，和現實的距離比較抽象，不太容易惹麻煩。就這樣，從2005年2月開始，我邁進了詩歌創作的苦旅。結果一發而不可收。兩年多來，我利用午休和晚上的時間創作了250多首，已發表170多首。目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在給我出第一本詩集。
我一直對詩人有一種特別的景仰和崇敬。年輕時，徐志摩、郭小川、李瑛等一批優秀詩人是我崇拜的偶像。詩人血熱而心靜，有超凡脫俗的思維和豐富奇絕的想像力。雖然詩人的想像空間沒有疆界，但詩歌不是信馬由韁的無拘無束。詩歌高度凝練，宏旨大義，它的情感井噴和微言大意是其他任何一種文學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我敢斷言:在人類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詩是永恒的，只有不合格的詩人才會被淘汰，而詩歌作為一種文學形式永遠不會淘汰。所以我傾心於詩歌，從骨頭裏熱愛詩歌。
記者:你怎樣獲取詩歌創作的靈感？
車延高:有人說，靈感是神靈送給詩人的天分，靈感來自一剎那的感動。認為激情可以培養，而靈感只能等待。對此，我同意一半，保留一半。
我承認詩人是需要靈性的，靈性是天分的影子。有了靈感，詩人的筆就能化腐朽為神奇，就能讓一塊石頭睜開眼睛說話，讓一朵花開出九十九種顏色。但靈感不會憑空產生，它的根基和土壤就是厚重的生活積累和對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從這個意義上講，靈感是風從生活和承載生活的土地上吹來的神奇種子。我寫過一首詩《把自己當扁擔的人》，記敘城市挑夫生活。為抓細節，我在街頭觀察了好幾天。
這種尋找靈感的習慣帶給我許多創作的興奮點。例如，和家人散步時，觀察到一個細節，觸發了想像，人就走神了。偶爾陪愛人逛商場也如此，靈感來了，就找服務員借紙借筆。現在我愛人已經被我培養出來了，上街手提包裏總備著筆和紙。回頭看，我的很多詩都是即景觸發靈感，撿了兩三句，閒時坐下來再琢磨，一旦動筆一氣呵成，就成了詩。
坐在辦公桌前，我是公僕，勤政為民，圓滿完成各項任務。坐在電腦桌前，我是詩人，草就一首好詩，讓自己激動，讓欣賞的人在閱讀中增加幸福指數。
記者:都說悲憤出詩人，從屈原開始。尤其是當下比比皆是的庸俗社會生活環境和詩人理想的純凈氣質越來越格格不入。你是如何來處理這種現實矛盾的？車延高: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不是說詩人的眼睛上天生就有一副墨鏡，看哪都一派肅殺。所以我不太贊成悲憤出詩人的說法，這個桂冠戴在所有詩人頭上就成了一種單調景致，沒了春夏秋冬，不是萬物花開，不是生活的真實本原。
讀郭小川、李瑛、谷禾、田禾等人的詩，你會發現他們的詩都不是簡單的悲憤，我更多看到的是一種愛，即便有恨也是“恨其不爭”“恨鐵不成鋼”。這是大愛，大慈祥，大情感。這種情感具有挽救性。反之，刀槍劍戟式的悲憤讓讀者感到的只是冰、血、骯髒和一味的下沉。這樣的詩只有破壞性。
所以我在創作時始終讓自己的詩從現實的土壤里長出來，讓它長成美的景物，成為生命和生活中有活力的音符。即便與社會和生活中的醜惡直面相對，詩歌的批判和憤怒也要有自己的氣質和風度。看不到滾滾向前的歷史大潮，跪在絆倒過自己的幾塊石頭面前慼慼艾艾、怨天尤人。這是舍本逐末的無病呻吟。
其實社會的每個人都是追求美的，因此詩歌要有自己的主調。詩人必須走進生活，了解生活，解讀生活，才能使老百姓看了你的作品以後，帶著微笑去哭，又含著眼淚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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