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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記中的文人生態與心態
殷國明
●上海的文化人以“客居”的身份與心態聚集於此，這裡是一個文化大碼頭，大市場，不斷有人進進出出。
●“紐約客”體現了一種多元文化的觀念和身份，不建圈子，拉幫派，爭地盤，當權威，而是專注于自己的藝術創作。
●紐約客和上海人其實並不遙遠，有時只是一念之差。
如今，從金茂大廈望下去，浦江兩岸的風景決不亞於紐約的曼哈頓，很多人都不由發出讚嘆。由此，不少人亦開始對於上海與紐約——這跨太平洋的兩座現代都市進行比較，從中獲得歷史的啟迪。在這裡，文人作家的生態和心態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角落，但是其中所反映的文化內涵和特徵不僅十分有趣，而且值得我們引長思之。
“紐約客”的啟示
在上海旅遊逛街是一件愜意的事，但是當一個上海作家卻並不容易。上海畢竟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更是中國現代文化重鎮，作為一個上海作家不僅要維護和發揚這一份光榮，更要為建設新上海錦上添花——這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由此我想起了在另一個都市紐約的一種特殊的心理體驗——紐約客。“The New yorker”原本是一本文學雜誌，由美國著名的編輯怪才哈羅·羅斯于1925年2月在紐約創辦，起先以豐富多變的都市幽默為主，但是隨著優秀作者不斷加盟，內容涉及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一度成為紐約文化的象徵，在全世界產生廣泛的影響。而值得注意的是，按詞義來說，New Yorker也可以理解為紐約人，翻譯成“紐約人”也未嘗不可，但是不知為什麼被翻譯成了“紐約客”，似乎比“紐約人”更得當傳神，因此很快成為了一種共識，在社會生活中廣泛流傳。
我想這並不是偶然的。紐約作為美國最大的城市，確實是由一個大客棧發展起來的。土著的印第安人原本是這塊土地的真正主人。他們真心款待了來自歐洲的客人，並且輕信了他們，結果客人就不走了。四面八方的人都來淘金髮財，從而也使紐約成為了一個人來人往的國際大都市。尤其是在傳統社會發生裂變，工業革命和新興產業浪潮風起雲湧背景下，時代造就了無數身懷絕技但無處施展、心存夢想但走投無路、標新立異但為世道打壓的人，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到一塊新的土地上去冒險。紐約就提供了這樣一個環境。所以，“紐約客”確實比“紐約人”更恰當，它真實反映了當時大多數生活在這裡的人的生態和心態。他們從不同國家和地區來到這裡，遭遇到了不同的文化、習俗和語言，尋找著各自不同的夢想，卻共同分享著紐約這只“大蘋果”的贈予。因此，“紐約客”也是聚集在紐約的、來自世界各地藝術家的一種共識，其從一開始就賦予了這份雜誌特殊的現代品格:它不可能是一種狹隘的地域認同，也必定會突破單一的民族或地域文化的限制，接納來自不同膚色、語言和地域文化的精英，為他們的藝術創作提供廣闊的平臺和空間。
所以，《紐約客》越來越出名，成為20世紀文學的一份標誌性雜誌，因為它是很多漂流到紐約的藝術家的精神家園，讓他們在這裡展示自己才華、實現自己的夢想。這也昭示了一種新型的現代文化形態，使都市成為文化發展的樞紐，文化創新的夢工廠，文化人才的聚集地。在一段相當長的歲月裏，《紐約客》就扮演著這樣一個角色，總有一大批藝術家作家聚集在旗下，他們在一些並不高檔的酒吧相逢相聚，在某個有錢人的客廳裏高談闊論，相互吹捧也相互指責，成員聚了又散，散了有聚，老面孔換成新面孔，新議題淘汰舊話題；但是，有一點似乎一直未改:他們總是先用夾雜著各種口音的英語大聲抱怨一通紐約的罪惡與不幸，最後再一起為自己、也為“紐約客”乾杯。
大上海的魅力
正因為如此，《紐約客》聲名越來越大，但是把其創作歸成一個流派卻頗令研究者頭疼。理由很簡單。在這個雜誌發表作品的作家風格各異，關注點也不同。而且，這些文人墨客從來沒有刻意為《紐約客》寫作，或者嚴格遵循《紐約客》的出版宗旨。他們只管按自己的想法寫作，並不會因為雜誌的緣故改變自己；而《紐約客》也從不分彼此來出版他們的作品。比如，著名作家瑞蒙德·卡文不屬於《紐約客》的作家，照樣由這裡出版作品。《紐約客》按期推出的小說集，所收集的作家創作並不限于雜誌的撰稿人所寫。至於與《紐約客》有關的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等作家，更是天馬行空，經常居住在世界各地，他們的創作與行跡遠遠超越了一個雜誌的範圍。
由此，我又想起了上海以及上海作為文化藝術之都的魅力。同紐約有相似相通之處，所謂海納百川、相容並蓄、中西交融正是這個崛起的東方大都會的特點。與紐約一樣，近代以來，上海的崛起並沒有什麼奧秘而言，也不是經典刻意規劃的結果，而是在開放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優越的地理方位，以及開放的都市氛圍，使上海成為一個實現夢想的集聚點，源源不斷的移民帶來了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文化大熔爐”，造就了獨具一格的“海派文化”。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對於傳統中國來說，上海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異數”，它是叛逆者的庇護所，是創新者的滋生地，更是通向新世紀、新世界的窗口、舞臺和通道。正因為如此，無數文化人上世紀初、特別是30年代上下的上海——那個文學創作的黃金時代奠定了上海作為現代中國文化之都的地位。就此而言，上海與北京等其他中國都市的區別就是這時候形成的，上海的文化人不僅來自四面八方，而且都以“客居”的身份與心態聚集於此；這裡是一個文化大碼頭，大市場，不斷有人進進出出。例如，魯迅、鬱達夫、徐志摩、戴望舒、施蟄存、巴金、茅盾等都曾在這裡建功立業、揚帆啟航，但是就他們的身份和心境而言，似乎很少有“上海人”當家做主的派頭和感覺，多半也都是亭子間的“客”而已。當然，也有一到上海就拉幫結派，準備當家做主的人，但是就藝術創作而言，似乎都沒有多少建樹，反而造就了一種不好的傳統——在一艘航行的船上劃界為牢，搞起了“土圍子”的把戲。
也許這就是一代藝術家與一個都市的緣分。它是自然的、歷史的，甚至超乎行跡之外的，並不是那麼刻意渲染的、人為製造的，一定要有認同感、歸宿感，甚至把紐約或上海一定要看作“我的小山村”，一定是那個月亮和那條狗——因為他們是航行中的巨輪，可以把你帶到任何港口，但是不能保證一定能見到同樣的月亮和你熟悉的小狗。
顯然，有了大上海，就有了上海人，這是自然的過程；但是，當我們為“上海人”進行文化定位的時候，卻頗需要一番週折和思量。其實，“上海人”是在近60年左右才確立的概念，在此以前的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居住在這裡的人更喜歡用“寧波人”或“無錫人”稱呼自己，直到嚴格的戶籍制度建立之後，性命攸關的“上海人”身份才如此明確的確定下來。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多次行政命令性的人口遷移，不僅使“上海人”固定化了，而且物質化了，因為離開了這個身份，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包括票子、房子、子女入學等分享這個都市基本生活元素的所有權利，特別是經過多次“下放”的“下鄉”的悲劇體驗，“上海人”本身就成了生活的命根子。因此，說上海人排外，實在太冤枉上海人了；但是，說上海人對於自己所擁有的那份權利和利益過分敏感，看得死緊，確實是天下無雙、無與倫比的，這包括從公共廚房的邊角旮旯，到學術研究中的分門別類，皆有超級敏感的忌諱。如果不碰這些，或者讓上海人相信你根本無意如此，上海人不僅是頂文明、頂開放、最多才多藝的，而且是頂慷慨好客的“最可愛的人”。
可見，都市與都市人並不是一回事，都市的形成與都市人的文化身份也有錯位的時候。這對於上海的作家文人也是如此。相比較而言，如今在上海的文人作家不僅比起紐約客、而且比起自己的前輩幸運了許多，這裡沒有種族歧視，沒有警察的盤問、沒有漂泊無家的感覺，甚至沒有亭子間的狹窄，房東的逼債，吃了上頓無下頓的困頓；但是，由此也少了很多曲折精彩的故事曲折的傳奇，少了人生的冒險和藝術的創新。
“紐約客”與上海人
我不喜歡紐約，卻愛上了“紐約客”——確切地說，愛上了“紐約客”的那種情懷與心態。因為對於所有紐約客來說，紐約只是一艘巨輪，並不是自己的目的地，更不是自己的來處和墓地；人們之所以上了這條巨輪，只是希望把自己送到自己夢想的港口。就此來說，紐約不屬於任何“人”，但是它又屬於任何人。
當然，這是一種不幸也是大幸。尤其對於藝術家來說，這不僅意味著你遠離了自己的本土文化，在異鄉異地忍受文化上的孤獨感和隔離感，還意味著你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文化根基與生活根基，時時處處遭受不欣賞、不理解、甚至歧視的眼神——在這裡，應該提一句，這種眼神很大一部分同樣來自於跟自己同樣處境與身份的人。所以，“紐約客”雖然身在紐約，不斷為這座城市乾杯，但是卻常常突發奇想，對於紐約以及背後強大的國家機器提出挑戰，發出不同的聲音，從戰爭罪惡、種族歧視、環境保護，到關於美軍在伊拉克“虐俘事件”的報道，等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這個世界歷史的“目擊者”。就此來說，“紐約客”體現了一種多元文化的觀念和身份，與紐約作為世界大都會的文化形象與內涵相得益彰。此乃是紐約的大幸，因為正是各種各樣紐約客創造了這個都市，賦予了其超越地域的想像與價值。紐約客們的那種神奇的藝術創造力，用各種各樣的想像與藝術樣式，為紐約增添了魅力和魔力，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藝術之都。
因為既然是“客”，就有一種客居的心態，就能守得住自己的亭子間和畫室；就會有一種超越的心態，不去建圈子，拉幫派，爭地盤，當權威，享受“當家做主”的威望，而是專注于自己的藝術創作，用自己的藝術作品說話發言。正是這種心態和心境，他們和紐約產生了一種良性的互動:紐約為他們提供了平臺和窗口，使他們的藝術創作走向了世界；而他們用自己的生命與心血奠定了紐約作為世界藝術之都的地位，使這個城市具有五彩繽紛的藝術魅力。也許這就是“紐約客”的魅力，也是新型的文化都市的魅力的來源。
顯然，我更喜歡上海，卻很難做好一個“上海人”。儘管人生就是矛盾的，但是仍不免時時有所困惑。比如，我發現“紐約客”或者在紐約生活過的人，總是對於異國異端文化抱有極大的興趣，尤其對於自己故土的文化唸唸不忘，很多人日後都回歸為愛國主義者或者本土文化維護者。但是，很多新上海人卻不是這樣，他們似乎羞于承認自己來自外鄉，總是用剛學會的上海話遮遮掩掩，生怕別人說他是“鄉下人”。
也許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客人”往往比“主人”更有創造力，而上海恰恰就是一個流動的都市。我愛上海，因為這是一塊風水寶地，更是一艘駛向每個人心中夢想的航船。但是，我不敢去做、甚至不敢說自己是一個上海人——因為我心裏明白自己只是一個“客”。
紐約客和上海人其實並不遙遠，有時只是一念之差而已。(此內容為作者在近日舉行的“都市文化與都市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會議由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殷國明，1956年生於新疆伊寧市，原籍江蘇常州。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論著有《藝術形式不僅僅是形式》《第三隻眼睛看美國》《“人學”奧秘與魅力·大學活頁文庫第32輯》《“跨文化”的必要和可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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