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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中的思考之一
錢理群
●災難畢竟是一個非常態的狀況。我的憂慮正在於，回到原來固有的生活裏，我們會不會故態複萌？我相信這絕不是杞人憂天。
●如果不珍惜抗災中爆發出的美好的東西，不把它轉化為精神資源，將其遺忘，甚至成為自我炫耀的資本，那就是犯罪。
●“以人為本”，就是“一切為了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健全發展”。只有實實在在地為每一個個體生命負責，政府的權力才真正獲得公信力和合法性。
將災難轉化為育人、治國的精神資源
震災使我們對什麼是“當今之中國”，什麼是“當今之中國青年”，什麼是當今的“時代精神”，以及“當今之中國青年”和“時代精神”應該建立起什麼樣的關係，承擔什麼責任，都有了新的認識。我們應該感謝的，是災區裏的受難者，是他們承受了這一切生命的苦難，正是他們在危難中表現出來的堅韌的生命力量，對生活的渴望、友愛與互助，奉獻與犧牲，才激發了、點燃了全民族、全人類，以及我們每一個人，內心同樣具有的愛與力量。
我也有這樣的恐懼，即災難過去“以後”的恐懼。災難畢竟是一個非常態的狀況，人們最終還要回到常態之中；我的憂慮正在於，回到原來固有的生活裏，我們會不會故態複萌，又恢復了那個自私的、頹廢的自我、那種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樣一種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權力運作？……我相信這絕不是杞人憂天，因為我們體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們國民性的弱點依然存在。
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打破這樣的迴圈，能不能把這次災難的“非常態”中爆發出來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變成一種穩固的社會與精神的“常態”？我以為，首先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災中從人的生命本能中爆發出來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為一種新的價值觀，新的倫理觀，同時對我們原有的價值觀、倫理觀進行反思。但僅有理念還不行，必須要有制度的保證。也就是說，我們還需要將抗災中所展現的政府和人民的新關係，提升為一種新的治國理念，並進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同時也必須正視這次救災所暴露的制度缺陷，為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動力。這就是這十多天來，我一直在緊張地思考，並且想在今天和年輕的朋友們一起討論的問題——
“如何將災難轉化為育人、治國的精神資源？”
這首先是我們這些倖存者的責任。大家不要忘了，抗災中所爆發出的所有的美好的東西，都是以數萬人的死亡和數十萬人的受傷為代價的，這浸透了死難者的鮮血。如果我們不珍惜，不把它轉化為精神資源，將其遺忘，甚至成為自我炫耀的資本，那就是犯罪。
敬畏生命，一切為了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健全發展
這次抗災，最為響亮，最激動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號，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於一切”。這裡，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生命至上”的理念，強調的是人的生命價值的至高性與普世性。
所謂“至高性”，就是認定人的生命的價值具有絕對性，它高於一切價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與之相違背的價值，都應該受到質疑。長期以來，我們卻奉行著“為了某個崇高的目的，可以無條件地犧牲人的生命”的理念，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當然，人可以為了信仰而獻出生命，這次抗災中就有這樣的犧牲，獻身者應該為我們所崇敬。但是，這必須是發自內心的自主選擇，其內在動因正是自我精神發展和完善的需要。這和外力的強制侵害與剝奪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而且即使是這樣，也是應該儘量地減少，不能輕言，更不能鼓勵犧牲。這是一個不能讓步的底線。
人的生命至上，同時是一個“普世性”的觀念。這次震災中的全國、全世界的同一條心，啟示我們，這樣的普世價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這也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體會和體驗:救助每一個遇難者的生命，在這一目標面前，原來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論爭，利害衝突，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因此，通過這次救災，我們應該毫不含糊地將“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為一個基本的價值，普適性的價值確立下來，並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麗的，活著真好”，應該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基本的、穩定的、不可懷疑、不能動搖的信念。
“生命至上”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討論和分析。根據在這次救災中的觀察，體驗和思考，我覺得它至少有八個層面的意思。
第一，我們講的“生命”，是有明確的指向的，就是具體的、一個一個的“生命個體”。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很少強調“個體的人”的。因此，魯迅等先驅者在上一世紀初提出“個”的概念，在五四時期提出個性解放的觀念，個體生命的價值和權利，從此得到了確認。但在以後的發展中，卻不斷發生用抽象的群體價值、利益否認個體價值、利益的觀念和行為的偏差。比如，“為人民服務”，至今也是我們的基本治國理念，這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對它的理解，在一些人那裏，“人民”成了一個抽象的群體概念。而這一次，在救災中，“為人民服務”，就成了實實在在地為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個體，他們的生存、溫飽、發展負責，這正是“為人民服務”的治國理念的正本清源。不僅治國如此，我們每一個人對人的愛也必須落實為對一個個具體的人的具體幫助。
其二，關愛每一個生命，同時就意味著承認每一個生命都是“平等”的。這一次救災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完全打破了原來的等級觀念，即所謂“在災難面前人人平等”。這樣的“生命平等”的意識也應該成為一個基本價值理念，並成為我們追求社會公正與平等的基本依據。
其三，給最危急、最困難的，也就是最需要幫助的人以最及時的救助。這是這次救災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則，它其實也是有著普遍意義的，就是我們關愛生命，首先是關愛弱者的生命，這也是五四時期的先驅者所提出的“弱者、幼者本位”的觀念。有朋友提出“生命至上的理念首先要充分體現在孩子身上”，這大概已經成為經歷救災以後的中國人的一個共識。能不能把“虧什麼不能虧教育”作為治國的基本理念，把“誰在教育上出了問題，就罷官，走人”成為一個制度，真正把教育置於今後中國整個國家、社會發展首要的、絕對“不能虧”的地位，不僅在理念上，更要在制度上得到保證，這是我們在救災以後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在我看來，“關愛孩子的生命”應該成為義工、志願者的一個基本理念。
其四，在救災中人們關心和考慮的，不僅是孩子現實的生命存亡和溫飽問題，還有他們今後一生的長遠發展。這也有普遍的意義。就是說，我們所說的“生命”不只是生理意義上的肉體生命，更是一種精神生命。這次救災，不僅醫治傷病，也注重心理的治療，就表現了這樣的對人的生命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關懷。我們所說的人權，生存權、溫飽權和發展權，是缺一不可的。這次震災所突現的，就是這三大人權。這裡我還想談的是公民參與社會活動和社會管理的權利的問題。這一次救災，民間組織所顯示的力量，是一個重要的啟示:“敬畏、尊重生命”的觀念，應該包含“尊重和保障人的公民權利”的內容，我們所要建立的是這樣的公民社會，在這裡，“公民意識落實為公民的普遍自覺，公民的權利得到法律的保障”，“每一個公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和有效的途徑，主動參與社會活動和社會管理”。希望這次救災能夠成為構建公民社會的新的開端:我們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五，我們所說的“敬畏、關愛生命”的觀念，它還包含著一個“生命相互依存”的“約定”。這大概是所有的人在這次救災中的共同感受，由此形成了“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其背後是一個普世價值觀念:“每一個人的不幸都與我們有關，每一個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對我們的羞辱，每次對別人苦難的冷漠都是我們為命運自挖的墓地”。這也是我多次談到的，魯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感到“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當你眼裏只有自己時，這世界很小很小；當你眼裏有了別人，你自己的生命境界就很大很大了。——我們應該珍惜這由數萬人的生命換來的生命體驗，將“生命相互依存”的觀念化為自己的信念，並轉化為更加自覺的義工、志願者行動。
其六，我們說生命視野、境界的擴大，也包括看到了中國之外的世界，而且也是那樣充滿了仁愛。如顧順中《大難興邦，震情喚醒公民意識》所說，我們突然發現，“這裡的‘地’，已不只是中華大地，而是全球各地；‘人’也不只是中華兒女，而是包括了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全球民眾”。日本參議院議長說得好:這次中國四川的震災，可謂“全球之痛”。有朋友說得好，通過這次救災，我們不僅要“感恩”中華兒女，更要“感恩世界”，人以仁愛之心對我，我更應以仁愛之心對人。
其七，當然，人性的扭曲之外，更有人性的美好。這次救災所展示的人性的光輝，讓我們所有的人為之感動而震撼，也是舉世矚目的。我們說人的生命之所以值得尊重，就因為它蘊涵著這樣美好的人性。我們如何將這樣的“揚善抑惡”成為一種價值理念，變成更自覺的行動？我以為，應該有三個層面的努力。首先是，我們自己要努力“揚善抑惡”，自覺地發掘、發揚自己內心最美好的東西，中國傳統講“修身養性”，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揚善抑惡”。二是在相處中要最大限度地釋放對方的善意。這也是我經常說的，對方的弱點，毛病，以至惡的方面，心裏要有數；但更看重他的優點，善處，以善相處。最後，還得有制度的保證。我說過，一個健全的社會，總是“揚善抑惡”的；一旦出現“揚惡抑善”，這個社會就出問題了。如何建立“揚善抑惡”的機制，應該是我們所說的“社會改革”的重要任務。
最後要說的是，我們還應該把我們這裡討論的“生命至上”的觀念，變成一種治國理念。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問題是，實現現代化的目的是什麼？很長時期以來，我們奉行的是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現代化路線。這固然是為了滿足國家獨立與富強的要求，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對於人民利益的忽視，以及“見物不見人”的弊病是明顯的，其後果也是嚴重的。這些年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應該說，這是治國理念上的一個進步；通過這一次救災，我們對“以人為本”的理念的認識，可以有一個深化，應該更明確地指出，“以人為本”，就是“一切為了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健全發展”。這次救災，還有力地證明，只有實實在在地為每一個個體生命負責，為他們的生存，溫飽和發展盡職，政府的權力才真正獲得公信力和合法性。
(本文為作者5月24日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本報將分兩期刊發節選內容。)徐福生攝
錢理群，1939年生於重慶，祖籍浙江杭州。著名學者。主要從事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與寫作，關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主要著作有《心靈探尋》、《周作人論》、《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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