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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最具原創力的作家之一
余揚
當今在世的東歐作家中，恐怕沒人能像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那樣被貼上如此之多的標簽:“卡夫卡的繼承者”、“流亡知識分子”、“反極權主義作家”……也沒人能像他那樣具有如此之多可以互為比照的作家資源，昆德拉、哈維爾、赫拉巴爾……當然也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樣無可爭議地得到大批當今世界頂級作家的認可和讚賞。且不說，正是因了198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國作家海因裏希·伯爾的大力推介，才有了其作品在西歐的首次翻譯和出版，在眾多折服於其作品文學力量的作家中，不乏奧克塔維奧·帕斯、君特·格拉斯、奧爾罕·帕慕克、伊姆雷·凱爾泰斯等其他諾獎得主，還包括了菲利普·羅斯、克勞迪奧·馬格裏斯、埃內斯托·薩瓦托等世界級作家……
近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結集出版了當今東歐極具原創力的作家諾曼·馬內阿的代表作品:長篇小說《黑信封》、回憶錄《流氓的歸來》和隨筆集《論小丑:獨裁者和藝術家》。有專家稱:馬內阿作品得以在中國出版的意義，絕不亞於20年前昆德拉在中國的出現。這不僅意味著我們將首次讀到這位對多數讀者而言還非常陌生的東歐作家的作品，同時誠如作家孫甘露所言:馬內阿作品在我國的出版，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讓1989年柏林墻倒塌以後的東歐文學版圖在中國讀者心目中完整地建立起來。
馬內阿于1936年生於羅馬尼亞布科維納省的一個猶太人家庭，5歲就被關入烏克蘭的納粹集中營，但他活到了德國戰敗。1945年春，值二戰結束，他與家人返回羅馬尼亞。從集中營回到祖國，馬內阿萬分珍惜正常環境的生活，他拼命學習，滿懷激情地擁抱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建設，一直保持了最優等生和共產主義青少年積極分子的地位。高中畢業後，儘管熱衷文學，他還是上了布加勒斯特的建築學院。但文學熱情最終壓倒了當工程師的夢想。1966年，他開始在羅馬尼亞當時最有影響的文學先鋒雜誌上發表作品。從1974年開始，他棄理工而全力從文。在1974年至1986年間，他已發表了包括長篇小說、散文、短篇故事等各種體裁在內的大量文學作品。此後他被當時的齊奧塞斯庫政權驅逐，在1986年被迫離開祖國，在西柏林盤桓一年後，方到美國，從此長居紐約。
殘酷的集中營經歷和極權社會的政治迫害，促使馬內阿和許多有過相似經歷的作家一樣，用文字見證恐怖和歷史。不過，與他們不同的是，馬內阿顯然並不滿足於對專制和暴政做簡單和膚淺的揭露和控訴。如果說，1992年在出版《論小丑》時，馬內阿是一個睿智的鬥士，由於情緒衝動，措辭激烈，某些地方處理得有失刻薄；當2003年寫作回憶錄《流氓的歸來》時，66歲的馬內阿已顯得非常平和。在回憶錄中，他奮力抵禦了在類似著作中常見的“傷害論”與“猶太人區的染疾”，使其筆下的“記錄”呈現出殊為難得的精神特質。
或許正是這種清明和理性，使馬內阿擁有了卓爾不群的政治洞見和文學氣度。他沒有把東歐的整個垮臺看成是一種報應，相反面對風暴過後的羅馬尼亞，他沒有得意忘形，反而充滿了擔憂:“我們想知道，那些寫于戰後東歐的文學還能剩下什麼，這些文學能否在沒有約束的氛圍裏找到新生的力量？我們還想知道，西方的消費社會會不會很快把東歐變成世界鬧劇的一部分？電視會不會淹沒所有的文化生活？金錢文化會不會比謊言的文化更難對付？”而對於把自己驅逐出國的齊奧塞斯庫，當他在紐約獲悉其暴斃時，他的直接反應是震驚:因為齊奧塞斯庫的死亡，並沒有經過民主和公開的審判，“我無法接受這種沒有審判的死亡，這一事件對未來的羅馬尼亞是個不好的先兆”。
無法確定1986年以後的流亡生涯，對馬內阿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在一些公開場合，他聲稱:如果當初選擇留在祖國的話，儘管可能會面對更嚴峻的環境和挑戰。但毫無疑問他會在寫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在《流氓的歸來》這部自傳作品中，他寫道，曾有位羅馬尼亞女詩人譴責他逃離自己的國家:“不管發生什麼，我們都得生活在這裡，我們要在自己語言環境裏，堅持到最後。”他的回答是:“但是為了寫作，我們首先得活著。墳地裏滿是不能再寫作的作家。他們留下來了，在墳墓裏，他們不再能寫了。”在堅持與流亡之間，馬內阿毅然選擇了後者，我們無法判斷這兩者之間誰更具有道德上的優勢，但是我們卻清楚，只有去遠方，他才能說出真相。
不僅如此，馬內阿的“流亡”顯然還有更深層的意義。他自認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因為愛國，他堅持認為自己可以擺脫“那種狹隘的猶太人觀念”，然而，羅馬尼亞共產主義的當權者也好，右翼民族主義者也好，他們同時指著他，告訴他“你是個猶太人”，並借機把造成羅馬尼亞困境的責任推卸給他的民族。這樣，馬內阿既孤立於猶太人圈之外，又不被他的羅馬尼亞同胞接納。而正是這種極其難堪的經歷，讓他得出一個核心觀點:即所謂“在家的流亡狀態”。“在家的流亡”，意味著他將永遠是一個流亡者，註定無可歸屬，由此使他甚而棄絕一種歸屬感。事實上確乎如此，即使到了西方以後，他也覺得自己不屬於西方。或許，正是這種強烈的拒絕歸化的傾向，使他明知在美國繼續用羅馬尼亞語寫作，將意味著生活的艱難、作品沒有讀者、長時期的默默無名，也沒有像昆德拉一樣選擇用異域的語言進行創作，然而也正是這種在完全陌生的語境中依然故我的堅持，讓我們真正領略到了一個流亡作家的風範。
當慘烈的政治風暴不復存在，“流亡”作為一種特定的生存境況，將有多少存在的價值，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事實上這種懷疑並非是一種責難，對當下的一些作家來說，流亡都只是一個形而上的標簽，一種姿態，甚至有些當年流亡到西方的作家，正是借他們在母國的“苦難”來建立自己的功名。由是，那些依然貼著流亡文學標簽在全世界暢銷的圖書總變得面目可疑。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馬內阿的“流亡”凸現了其獨特的價值。有評論家指出:馬內阿的存在不僅昭示著“流亡”，精神上的“流亡”，將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宿命。它還讓我們意識到:獨裁和極權主義的暴君統治仍然在人類的生存中根深蒂固，而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另一種極權主義的暴政。儘管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貌似已經進入了一個文明、民主、平等、自由和繁榮的時期，但我們依然得警惕任何以物質、以自由、以繁榮、以所謂真善美的名義同化我們所處世界的企圖。
諾曼·馬內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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