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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歲月·生活》中譯全本首次出版
余揚
蘇聯新聞記者和作家伊利亞·愛倫堡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自1960年在蘇聯《新世界》雜誌上陸續發表後，在蘇聯及西方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和激烈爭論，被譽為蘇聯“解凍文學”的開山巨作和“歐洲的文藝史詩”。1970年代，這部作品被譯介到中國，當時的政治氣候決定了這套書僅限于內部發行。之後，它被圈內人士私下傳閱，對一代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刻影響。1990年代初，花城出版社推出其節譯本。近日，海南出版社首次推出其上、下卷中譯全本，在節譯本(回憶51個作家、藝術家等世界文化名人)的基礎上，增加了作者的自傳，及對政治活動家、幻想家、冒險家等其他同時代人的回憶等重要內容。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作為蘇聯新聞記者和作家，伊利亞·愛倫堡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內戰、西班牙內戰、史達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格局形成等重大歷史事件。當他開始寫作回憶錄《人·歲月·生活》的時候，同代人多已煙消雲散，他幾乎是碩果僅存的、曾經在巴黎見過列寧的“老革命”。那是一個痛苦的世紀，愛倫堡坦誠地說，自己並不比別人勇敢，也並不比別人聰明。既然命運讓自己逃過了一次次劫難，他就有責任把過去的一切都寫下來，因為對於一個依然深陷在苦難中的民族來說，“活著”的同時還必須“記住”。
愛倫堡于1960年開始動筆寫作《人·歲月·生活》，作品隨即在蘇聯《新世界》雜誌上連載。不久就在蘇聯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和激烈爭論，到1964年寫完，它已無可疑義地成為蘇聯“解凍文學”的代表作，其譯本更是在整個西方轟動一時。1970年代，這部作品被譯介到中國，當時的政治氣候決定了這套書僅限于內部發行。之後，它被圈內人士私下傳閱，雖然印數有限，但仍對一代知識分子產生深刻影響。上世紀90年代初，花城出版社把其作為“流亡者譯叢”之一種推出，節選的篇章是愛倫堡對51個同時代人(基本上是作家、藝術家等世界文化名流)的回憶。近日，海南出版社首次推出其上、下卷中譯全本。
回憶錄是按年代寫的，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直寫到1967年他去世前夕。其中寫得最多的是詩人和作家，這也是他接觸最多的人。對於讀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愛倫堡介紹了一些當時文學史上從未提到過的作家，並坦誠地說出自己對他們的看法。今天已成為俄國詩壇雙子星座的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和茨維塔耶娃的名字在回憶錄中第一次出現；正是愛倫堡首次大膽地說:帕斯捷爾納克不是叛徒，而是俄國天才的詩人；當時蘇聯的讀者也是從書中第一次知道自己國家和歐洲許多著名作家、詩人和畫家的名字，如曼德爾施塔姆、安德烈·別雷、巴別爾、梅耶霍德、法爾克、馬蒂斯和夏加爾等。而對當時文學史上提到的作家，如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愛倫堡也談到他們鮮為人知的一面。馬雅可夫斯基討伐抒情詩，可他最好的作品卻是抒情詩《關於這個》；法捷耶夫對史達林又愛又怕，堅決執行史達林的意志，卻往往違背自己的意志……
可以說，蘇聯作家中沒有人能寫出類似的回憶錄，這不僅因為受制于當時的環境，更因為誰也沒有愛倫堡那樣的經歷。1894年1月14日，他出生在烏克蘭基輔的一個猶太人的小康家庭，父親是個工程師。受1905年俄國革命的影響，愛倫堡在莫斯科第一中學讀書時，參加了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其間他看到一個愛打小報告的小孩被群毆，這使他一生都憎惡告密者。中學輟學後，他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的地下工作，同時愛上了詩歌和寫作。19歲那年為躲避牢獄之災去法國留學，他混跡于巴黎拉丁區幾個著名的咖啡館，靠寫詩和翻譯為生。1914年一戰爆發，愛倫堡受聘擔任莫斯科《俄羅斯晨報》和彼得格勒《市場新聞》駐巴黎戰地採訪員。十月革命後，他回國在蘇維埃政府任職，不久又以蘇聯的報刊記者身份，長期在國外。1931年，他週游西班牙、德國、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二戰後，他從事保衛和平工作。豐富的“流亡”經歷讓他接觸了大量決定了20世紀歷史進程和藝術發展的重要人物。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高爾基……而作為這本被深深打上“史達林時代”烙印的作品的“絕對主角”史達林，愛倫堡儘管與他沒有面對面接觸過，但史達林曾親自和他通過電話，鼓勵他把《巴黎的陷落》這本揭露法西斯分子面目的書寫下去。
當“史達林時代”受到批判清理時，愛倫堡免不了要面對“您居然能倖免于難，這是怎麼回事？”的提問，愛倫堡通常把自己的倖存歸結為“命大”，“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裏:一個人的命運不像一盤棋，而是像抽彩。”對此，俄羅斯文學研究者藍英年在該書的序言裏分析說:史達林不殺愛倫堡是因為他有用，他是蘇聯聯繫西方文化界的紐帶，而且因為戰爭期間，他的政論極大鼓舞了紅軍的鬥志，希特勒對他恨之入骨。但紐帶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1930年代史達林不殺愛倫堡是因為他政治色彩淡薄，處世超然物外，同他的反對派沒有瓜葛，也沒有違背他意志的表現。等到50年代初期，愛倫堡公然違抗史達林的意志，隨時面臨被逮捕、被殺害的威脅，但史達林已先“走”一步，來不及殺他了。
儘管，愛倫堡說出了許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史達林時代的真相，他沒有勇氣否定整個專制體制，也不能完全正視那一段歷史。而正是這種“妥協”，也讓他對一些人與事的分析帶有偏見。比如，愛倫堡儘管肯定帕斯捷爾納克的文學成就，但堅持認為他沒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原因很簡單:蘇聯主流作家獲得過蘇聯設立的各種獎項，但沒有一個人獲得過諾獎，怎能輪到帕斯捷爾納克呢。他對法國作家紀德的謾罵也由此可見一斑。1936年，紀德應邀訪問蘇聯，回國後發表《從蘇聯歸來》，對蘇聯當時的問題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評。儘管愛倫堡寫回憶錄時歷史已經證明紀德的正確，愛倫堡此時對史達林時代的揭露、批判也比當年的紀德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不僅不承認紀德的先見之明和道德勇氣，反而依然對紀德作了最惡毒的謾罵，在“紀德——他不過是一隻螟蛾”這整整一章的篇幅中，用“極度輕率”、自戀……來形容他。
“我不分析時代，不思考巨大的歷史畫面，只描寫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們(主要是作家和藝術家)的心態。”在回憶錄中，愛倫堡的確寫的是日常生活，但我們卻從中感到強烈的時代氣息。他似乎有種特殊的才能，對每個人的描寫無論著筆或多或少，或粗或細，都栩栩如生，格外傳神。慢慢讀來，一幅生動豐富的20世紀前半葉歐洲文化界的歷史圖景在我們面前緩緩展開，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真切感受到當時的時代、社會氛圍，甚至可以從中看到歐洲一代知識分子心靈、精神的發育史。更有意義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可成為深受俄羅斯精神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使我們對自身的認識更加深刻。
伊利亞·愛倫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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