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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諾獎提名次數最多的作家 格林：窺探事物的“危險邊緣”
八卷中譯本文集近日推出
余揚
假如諾貝爾文學獎增設“最多提名”獎項，獲此獎的將非格雷厄姆·格林莫屬。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英國作家，一生共獲21次諾獎提名，然而直到他于1991年，以87歲的高齡辭世，卻始終無緣諾獎。關於他得不到諾獎評委們青睞的說法有很多:有說是因為格林當過間諜，寫過間諜小說；有說是因為其中一位叫做亞瑟倫·德奎斯特的評委對他有敵意，也因為其他會員認為他更多是個娛樂作家而非嚴肅作家。所幸，有無奪得諾獎並不被視為一位作家是否擁有朝向永恒的通行證的依據，生前，格林就已無可疑義地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儘管格林的作品在歐美、日本等很多國家備受推崇，他在中國卻遠沒有與他齊名的同時代英國作家毛姆獲讀者青睞。此前，譯林出版社曾推出他的幾部小說，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谷歌、百度網上鍵入“格雷厄姆·格林”，搜索到的資料更多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電影演員的生平介紹。從上世紀80年代起，格林作品權威譯者傅惟慈就在策劃一套20卷本的《格林文集》，如今他的這個願望，將部分得到實現。今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準備推出“格林文集”八卷本，或許，這意味著我們將對這位集間諜，環球旅行者、天主教徒、預言家等多種身份于一身的作家做出回顧並重新認識。
追溯格林的創作生涯，不能不提他在二戰期間當間諜的經歷。儘管在英國，作家當間諜並不是件稀罕事，在格林之前的著名作家中，毛姆曾任職于一戰期間的英國軍情部門；在格林之後，當代間諜小說家勒卡雷則在冷戰開始時進入陸軍情報處。但格林的情報生涯還是有些非同尋常。1924年，他還是牛津大學的學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讀到一本名為《戰敗》的書，書中描寫的故事激發了他對間諜生活的興趣，也激發了他對於“事物的危險邊緣”的執迷，並由此涉足諜海。
1941年1月，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為期三個月的間諜訓練，學習編碼和譯碼技術。這三個月期間，除了訓練之外，格林的另一個任務就是每天早上七點鐘駕車前往市區為營地購物，並順便從警察局長那裏領取口令電報。回到營地後，格林立即破譯這些電文，然後利用這些電文起草回電和報告。在這三個月裏，他還憑堅強的毅力，利用不多的空余時間，寫出了令自己揚名於世的著名間諜小說《憂慮重重的內閣》。
間諜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它是一個審視人性最奧妙最細微之處的絕妙解剖臺，而由一個間諜的個人命運，更可以引申出對整個人類處境的終極追問。事後證明，這段秘密工作生涯，對格林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且不說其重要作品《人性的因素》的主人公就是雙重間諜，此後的《一支出賣的槍》(1936年)和《密使》(1939年)也是涉及國際政治和追蹤罪案的故事。
格林熱衷環球旅行，在其短暫的諜海生涯中已經初露端倪。無盡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讓他的足跡遍及世界五大洲，他的作品也就是世界各個角落的重大事件的記錄。被公認為其代表作的《權力與榮耀》，就是以他于1938年3、4月在墨西哥度過的兩個月經歷為基礎創作的，在這兩個月中有五個星期，他獨自一人、精疲力竭地穿梭于南部塔巴斯科和恰帕斯兩州。此外，荒原般的西非(《事物的核心》)；“醫生”爸爸獨裁統治下的海地(《戲劇演員》)；哈瓦那的情報站(《哈瓦那特派員》)；冷戰時期的越南(《沉靜的美國人》)；殖民地時期的剛果(《精疲力竭的病例》)……這些異國的背景，依託當時的現實政局，巧妙地進入了他開闊的寫作視野。格林一反近百年來“反諸內心、發掘自我”的世界文學傳統，把自己的小說世界，建立在這樣一張空前巨大的版圖上，可謂“不合時宜”之舉。但恰恰是這種“不合時宜”凸現了格林小說的重要價值。很顯然，他選擇異國的時政背景，並非為了獵奇或嘩眾，而是追承先賢筆法，于大動蕩大變革中，展現人性亙古不變的性質，折射人類曲折跌宕的進程。他的這種探索熱情也表明瞭他“積極介入”的立場:文學應該發揮其固有的社會功能。
格林注重小說的社會功能，他本人早期卻是一個注重內省的天主教徒，從《布萊頓硬糖》到《戀情的終結》，這一系列重要的作品都以他的宗教信仰為思想支撐，由此，在很長時間內，他被稱為“天主教作家”，甚至有婦女寫信給他要他組織一支天主教十字軍向被封鎖的西柏林進軍。他在這一階段撰寫的小說的主要人物都是天主教徒。他們在複雜的社會中犯了這樣或那樣的罪行。格林在探討他們的罪惡、信仰、贖罪、解脫等問題時，試圖告訴人們:在這個冷酷而充斥罪惡的時代，救贖已經成為了一種徹底的幻想。至於如何克服這種來自骨髓深處的道德焦慮感呢？他給出的答案是:愛。去愛，是人類在荒誕而痛苦的世界上最後的倚仗。
成長于大不列顛帝國衰敗時期，帝國體系面臨不可避免的鬆動乃至瓦解，格林與同時代的精英們一樣面對時代的病症。“羞愧和絕望的悲觀主義”紮根于很多人的思想之中，英國人也從此從“日不落帝國”的迷夢中清醒。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時刻關注時政的格林于1955年創作了《沉靜的美國人》。正是這部作品標誌著他的天主教信仰開始動搖，政治取代宗教成為反映人物和矛盾的意識形態框架。不僅如此，這部日後被拍成電影並產生廣泛影響的小說，為他贏得了“預言家”的美譽。在小說裏，格林不僅成功預言了美國陷入越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還預言了包括伊拉克戰爭在內的美國其他對外干涉的愚蠢的行為註定要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好萊塢于2001年重新改編這部小說，再度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不能說僅僅是個巧合。
格林自稱年輕時也想搞文體試驗，但真正開始寫作後很快確立了一條簡明質樸的敘述道路。他的寫作並不注重技巧上的花樣翻新和文體的實驗雕琢，他作品中的許多描寫筆法完全是現實主義式的，極少有先鋒味道。正是堅持這種傳統的寫作姿態，有違“小說創新的精神”，使他作品的價值很長時間裏都沒有被正確地評估。或許，在格林看來，他的寫作就是要向讀者傳遞他對於不確定的人類命運，對於這個充滿危疑和徬徨的世界，對於人性與道德矛盾衝突的思考，因此，他把他作為小說家的技藝更全力投入于故事的謀篇佈局和情節轉合，來放大其可讀性和感染力。無怪乎有評論家稱:“格林擁有一切技巧卻永遠關注主題。”
格雷厄姆·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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