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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文學在“溫柔之鄉”裏，平靜、安逸、小氣，與社會的風雷激蕩、風雲際會不相稱，與時代產生了巨大的隔閡。它可能記錄下了一種假像，甚至留下了一段空白。
●當作家讓文學變成了個人化的囈語和敘述、變成了休閒之物時，難道我們忘記了魯迅所說的文學是匕首和投槍嗎？
●文學之路的解決，說到底，就是參與，參與到人民的生存中去。巴爾扎克說，“生活是最過硬的”。與生活隔離，你寫什麼。
日前，湖北作家陳應松來滬，在上海市作協的“東方講壇·城市文學講壇”作了題為“文學的突圍”的講座。從當代文學的困境出發，陳應松認為，面對諸種文學的生存現狀所產生的包圍、擠壓與扼殺，作家要走出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告別“溫柔之鄉”，參與到人民的生存之中。——編者
1.當下文學的包圍圈
我們說文學突圍時，其前提是它已囿于困境之中。什麼樣的困境呢？當代文學的環境是相當惡劣的，有許多死結。首先，新世紀文學是“終結集體話語”的時代，是“個性化時代”。這使得文學的格局變得非常狹小，也失去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那種勃勃生機和生氣。其實當下是充滿巨變的、波瀾壯闊的時代，各種利益與價值都在發生巨大的衝撞和博弈，各種思考與觀念都在發生激烈的對抗。可是，我們的文學卻在一個“溫柔鄉”裏，平靜、安逸、小氣，與社會的風雷激蕩、風雲際會不相稱，與時代產生了巨大的隔閡。最終，我們的文學可能記錄下了一種假像，甚至留下了一段空白。
其次，當代文學的生存空間已經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家瓜分，留給後來者已經不多了。上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期，也是一場文學的圈地運動。那些作家所達到的高度，現在已很難逾越。他們已掌握了話語權，佔據了文學市場。當然，他們還掌握了另一個巨大空間——行政資源。這些使得後來者很難與之抗衡。
第三，最為可悲的是，目前整個文學價值判斷體系失衡。作家們無所適從，處於一種最混亂、最保守的時期。這種迷茫的狀態使他們失去了80年代的那種朝氣、那種探索的勇氣和精神。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崩潰、眾語喧嘩的時代。你的聲音很難發出來，想發聲也很難引起別人的注意，你就是想說什麼別人也不知道。然而，你又能表達什麼呢？現在很多作家的心裏沒有一個基準點，不知道寫什麼、怎麼寫，文學成了一個沒有疆域和邊界的國度。網路文學的出現又將這種無邊無際的茫然推向了極致。
最後，文學現在沒有了它的終極意義，也沒有了它永恒的價值。我們的文學空間，就是以北京為中心的文學沙龍主義的傲慢，敗壞了許多作家的胃口。比如他們油滑的題材，徹底顛覆了文學的莊嚴和神聖，消解了文學的神性。如果文學失去了它的神性，沒有任何神秘感和崇高感可言的話，我們就會對它失去敬畏，然後，我們可以用對它採取褻瀆的方式來走近它。當代很多作品都是在褻瀆文學。有很多年輕的作家說他們的作品就是追求速朽。如果文學成了一種氾濫成災的東西的話，它還有神性嗎？
2.走出狹隘中心主義
面對以上諸種文學的生存現狀所產生的包圍、擠壓與扼殺，那麼，怎麼拯救文學呢？怎樣衝出包圍圈呢？我們又能怎樣擴大文學的生存空間？我認為，最後還是要回到文學的原點。文學的原點是生活、人民、藝術、境界、思想等，應從這些方面來尋找出路。
要返回文學原點，就要走出某種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山西作家李銳的一篇文章，談到所謂以北京為中心的那些作家的表演時，說:“所幸者，在一些人自以為的中心之外，還有廣闊的原野和高山，中心不止一個，中心也並不是你說了算，也許每一個作家腳下的土地就是這個世界的中心。”李銳給我們一種方向性的啟悟，就是說衝出狹隘的所謂北京中心主義，入主真正的中心，你才能成為中心，你才會有更加廣闊的土壤。真正的中心是什麼？是大地，是人民，是高山和原野。
我為什麼反對個人中心主義呢？因為，過多的個人化使得當代文學的路窄了、格局小了，把自己圈入了一個小天地，與別人沒有任何關係。雖然個人化也不是錯誤的文學思潮，只是在當前，可能會把我們的文學引入歧途。我要表達的是對抗文學沙文主義的中心。我們要對時代有提綱挈領的認識，對我們的社會有更多的了解，更深入的思考。我們必須走進生活中去，和人民一起分享這個時代的歡樂和痛苦。文學之路的解決，說到底，就是參與，參與到人民的生存中去。
事情可能就是這麼簡單，問題是你能邁出這一步嗎？現在我們作家真是太舒適了，太閒適了，太安靜了，太清凈了。他們生活在“溫柔之鄉”裏，提前享受社會發展帶來的幸福，沒有什麼痛苦和災難在眷顧他們、等待他們，也沒有誰再去批鬥他們，再去檢舉揭發他們，再去監視他們。他們也不需要在那種艱難的生活中餐風飲露。當作家讓文學變成了個人化的囈語和敘述、變成了休閒之物時，難道我們忘記了魯迅所說的文學是匕首和投槍嗎？馬爾克斯也說文學就是火器，這是文學的戰鬥性。
3.告別“溫柔之鄉”
然而，這種“溫柔之鄉”，就是一種安樂死。講講我在世紀之交的心路歷程吧，對於當代文學的突圍而言，這或許是個啟示。
1999年，我搬進了省文聯大院，就是作協大院。在這大院，慢慢地，你就會成為安逸的人，就是每天關在屋子裏過一種簡單的閉門不出的修道士的生活，就像修行一樣，每天都在寫，晚上出來“放風”。我發現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樣的，早餐是什麼時間開始，什麼時間吃午飯，晚上什麼時間吃飯、散步，生活得很有尊嚴。我們的生活狀態是一樣的時候，我就發現，雖然大家都在寫，但是寫出來的小說並不讓人驚艷，而且這些小說的場景、情節、細節、故事發生的地方都讓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在這些作品裏，你看不到一個作家應該有的激情、野性和生命的光芒。我們的生活太相像了，我們的作品也就很相像。
在這裡，最讓我震撼的是另一件事。這個院子裏退休的老作家、老藝術家太多，時不時就會有人去世。每當散步的時候，我就發現門口又貼出來一張訃告。一見到訃告，我就沉浸在一種灰暗的情緒當中，若干年以後，我也會成為逝者。生命何其短暫！然而，這些逝者在大院裏生活了幾十年，究竟寫過多少令人難以忘懷的作品了呢？能留下那種讓人敬仰的作品？能留下那種我們無法超越高度的作品？他們老了，頭髮白了，步履蹣跚，回頭一看，卻什麼都沒有留下，那是多麼悲哀。那一年我43歲，我有了一種恐懼感，我感到我的文學生命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了。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未來的影子。
我們的作家體制就是這樣的。體制內的作家不經受風吹雨打，國家會發一份很不錯的工資，這還不包括稿費。在全世界來說，只有中國有專業作家，這個體制當然對國家是很有好處的，但是有巨大的弊病，一個弊病是專業化，另一個弊病就是貴族化。作家不應該是圈養的，他應該是散養的，他不應該是非常精緻的，他應該是粗糲的、有野性的，他應該走到民間和大眾中去，這才是文學。
當然，並非說在大院裏就一定寫不好，也有人寫出好作品。虛構、回憶都可以寫出好小說。但是，在當前，我認為我們作家需要走出去，而不是陷入一味的虛構、回憶。巴爾扎克說，“生活是最過硬的”。與生活隔離，你寫什麼？
4.返回文學原點
我說了，我住在湖北省作協大院這個“溫柔之鄉”時，我想寫出令人難忘的作品，然而根本就沒有什麼可寫，寫了也不過是硬寫，挖空心思地寫，胡編亂造地寫。像個瘋子、像個偷窺者到處去找素材，到舊書攤上、電視上、報紙上、網上去找資料。材料找到了，然而，有種東西總是找不到的:生命的激情。
我想說的是，在生存現場的思考與在書齋裏的思考完全不同。在這裡，山川風物、各色人等，他們的出現都會對我產生震撼，對心靈產生一次次衝擊和審判。而且你的寫作立場會因之發生根本的突變:突然間就會對過去的生活產生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這種突變會改變你的寫作以至你心中對作品定下的高度和期望值。
而且，在生存現場中，你親身得來的東西該有多麼重要。它有你的血，有你的汗，有你的體溫，並融進了你的生命和情感。“生存”是最鮮活的，充滿了動感、有血有淚、有感情的一個詞。它對於許多人、特別是底層人來說就是生與死的問題。你在這樣的現場所獲得的一定是十分厚重的，那麼寫出來的東西就不會輕佻。所以，高山和原野是我們從文學的現狀中突圍出去的最大財富，這是體制內作家走出去的意外收穫。雖然材料的獲得有很多種方式，但我認為最重要還是進入生存現場，那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讓你得到極大的感觸，這才是作家的正路。
總之，我想說的是，作家要從過度自戀突圍到人民中間去，從非文學狀態突圍到文學狀態中去，從書齋寫作、陽臺寫作、客廳寫作、酒吧寫作、回憶寫作、虛構寫作突圍到大地、民間的寫作中去。我想解釋的是，所謂非文學狀態就是那種企圖不經風吹雨打、流血流汗，而玩空手套白狼、一夜之間走紅暴富的心態。作家只有在與大地的擁抱中才會有真誠的淚水和歡笑，才會永遠保有朝氣蓬勃的寫作狀態，永遠充滿著激情和活力。
陳應松，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係湖北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出版有長篇小說《魂不守舍》、《失語的村莊》、《別讓我感動》，小說集《豹子最後的舞蹈》、《大街上的水手》、《黑艄樓》、《蒼顏》，隨筆集《世紀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鎮逝水錄》，詩集《夢遊的歌手》等。曾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首屆全國環境文學獎、上海中篇小說大獎、《人民文學》小說獎、湖北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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