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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魯
這一代人的使命
在苦難的命運日夜糾纏著那些正直和善良的作家，使他們的身心備受煎熬和異常痛苦的日子裏，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寫信鼓勵已經身陷囹圄的摯友、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女兒說:“不管生活如何變化，不管它如何苦痛，有時甚至使人恐懼，但人有權無憂無慮地按照自己從兒時即開始的、理解的、心愛的方向去工作，只聆聽自己並相信自己。”而後者也堅信，父母一輩所蒙受的苦難、所付出的煎熬是有價值的，他們是把最赤誠的愛，“聚集在自己善良、智慧的手心裏，用各自的呼吸和勞動，使他們有了永久的生命”。
帕斯捷爾納克的另一位摯友、詩人裏爾克在一封信裏也對茨維塔耶娃說道:“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把羸弱、短暫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滿激情地銘記在心，使它的本質在我們心中再一次‘不可見地’蘇生。”這位最可敬的奧地利詩人把偉大和高貴的“俄羅斯精神”凝煉而又準確地概括為“遼闊的苦難和博大的愛”。
20世紀的中國，讓葛翠琳這一代作家也經受了與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大致相似的經歷:童年時代的戰亂與艱辛，青年時代的狂熱激情和理想主義，中年時代靈魂的救贖與自救的煎熬……就葛翠琳個人而言，她自20世紀50年代起所經受的苦難，曆盡苦難之後所呈現的博大的愛心，以及在生命的後半生終於能夠“按照自己從兒時即開始的、理解的、心愛的方向去工作”——即為孩子們寫作——的曲折歷程，倒正可以為這一代知識分子對祖國、對生活、對人類未來的無怨無悔的熱愛和堅定不移的信念，作一個明證。
這也使我想起1827年那個玫瑰色的黃昏，14歲的赫爾岑和13歲的奧加遼夫曾經雙雙站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望著西沉的太陽起誓，要為各自選定的理想獻出終身。26年之後，赫爾岑回想起那個黃昏，不禁泫然而有淚意，他說:“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們整個一生，都可以為它作證！”
沉默的花椒樹
因為有較長一段時間擔任過作家老捨得秘書工作，所以，由葛翠琳來寫她所知道的老舍，實在是最可靠和最具真實性的。實際上也正是如此。葛翠琳散文中除了那部帶有個人回憶錄性質的《十八個美夢》，再就是《魂係何處——老捨得悲劇》這篇最長了。葛翠琳寫老舍，也是依靠一件件她所見到的日常瑣事，依靠那些最真實的細節來展現老捨得為人與性格的。而性格即是命運。老捨得悲劇性命運正是通過這樣一些真實的細節，得到了呈現和揭示。
例如她寫到，當時一位主管北京市文藝工作、革命資歷很長的女作家，寫了一部小說文稿，請老舍先生看，希望他能公開發表意見。過了些時，老舍看後，把文稿放在茶几上，直率地說:“作品寫得太幹巴，缺乏文學性。”這位身居要職的領導卻面孔嚴肅地說:“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啊，星星啊，樹呀草呀花呀的。我們無產階級，不欣賞那些東西，都是資產階級情調……”這時，老舍也滿臉嚴肅地回答道:“那就不要拿給我看。我就是資產階級。我喜歡太陽，也喜歡月亮星星，還親自種花養花。”於是兩人沉默相對，再無語言。葛翠琳當時親眼目睹了這場“對峙”。她寫道:“幾分鐘過去了，我在旁邊不知如何是好，忙拿起暖瓶往兩人的茶杯裏添開水，慌慌張張竟碰倒了茶杯。我驚訝地發現，茶水順著茶几的玻璃面向下流淌，竟滴落在副主席女作家那雪白的高跟皮鞋上……”像這樣的細節，不是親歷者是怎麼也想不到，一向幽默敦厚的老舍，還有如此的“金剛怒目”式的一面。
正如冰心擁有“玫瑰的風骨”一樣，葛翠琳筆下的老舍也有一個貼切的性格象徵，那就是老舍所讚美過的花椒樹。“它有尖硬的刺，還有青紅色麻辣味兒的果實。恰好象徵了他們的風格。”
在這篇長篇散文裏，葛翠琳還寫到了一個讓人難忘的情節。抗美援朝期間，人事保衛科一位女幹事交給她一張宣傳畫，畫面上一隻大手伸向前，迎面指著你，文字是:“你為前線做了什麼？”畫中人物的眼光嚴峻逼人。這位女幹事吩咐把這張宣傳畫貼在老舍辦公室醒目的地方，並說，“主席辦公室也該有點兒革命氣氛了”。作者寫道:“老舍那天來辦公，在辦公桌前坐下來，一抬頭就看見那張宣傳畫。老舍愣了一下，靜靜地看了幾分鐘，沒有言語。我把信件等拿給他，他一邊處理信件，不時地抬頭看那張宣傳畫，目光很專注。我也不知說什麼好。一會兒，汪曾祺來了，進屋看見那張宣傳畫，不以為然地大聲說:‘怎麼把主席辦公室弄得像中學生宿舍？’這話嚇了我一跳。人事保衛科就在文聯主席辦公室旁邊。汪曾祺這人從不講違心的話。可他對政治鬥爭的嚴酷性，像兒童一樣全然不懂，只會做學問。汪曾祺離開辦公室以後，老作家端木蕻良來了，談幾位作家的文稿。老舍先生離開的時候，還對那幅宣傳畫認真地看了幾眼。老舍走後，端木老師悄悄對我說:‘把那張宣傳畫取下來。’”結果，那張宣傳畫只貼了半天。像這樣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用最為樸素的文筆，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不唯是動人的散文細節，更是難得的文學史料。
作者也用白描的手法一再寫到老舍先生那幽默和風趣的一面。再看這個細節:“我也很希望去北韓前線，那時青年都自覺地去最艱苦的環境鍛鍊，何況我是從燕大出來的學生幹部，沒經過戰爭的洗禮，總有改造不徹底的自卑感。我請老舍幫我向上級講幾句話，批准我去前線。老舍聽了我的要求，幽默地說:‘我提任何建議和意見，都是通過您向上級反映。這件事，我也只能由您向上反映嘍……’”一個小小的細節，把老捨得風趣和幽默寫得活靈活現了。
另一篇散文《沉默》，是寫老作家端木蕻良的，也是依靠大量細微的和真實的小事情來展現這位老作家正直的性格的。在那些天天瀰漫著政治鬥爭氣氛的年月裏，有一次，一位領導多次追問:“林斤瀾的思想情況，表現出什麼問題？”端木卻機智地回答說:“他下去深入生活。”作者寫道:“人們知道端木是很注重文字的準確性的，但這時用詞卻極模糊，‘下去了？’還是‘將要下去？’由人去理解。”果然，有一天，那個領導聲色俱厲地斥責端木:“有人反映了，林斤瀾根本就沒下去，而且在家中大吃大喝，大砂鍋燉肉，做好多萊，天天像過年過節一樣。”這時，端木語氣平淡地說:“可能他偶爾回來看病。”那位領導卻惡狠狠地說道:“你欺騙組織，罪加一等！”老作家就是用這種捨身救人的辦法保護著當時還是青年作家的林斤瀾。
類似的細節，在這些回憶和紀事散文裏隨處可見。葛翠琳力求忠實于歷史的本來面目，忠實于自己最真實的見證與感受，並且從善良、寬容、正直和道義的立場出發，來看待過去的歷史和人物。因此，出現在她筆下的，不僅是一篇篇充滿歷史的真實性和個人真誠情感的文學散文，也是一些鮮為人知和真實可信的文壇掌故與文學史料。通過這些紀實文字，我們不難看到那些特殊時代的精神特徵，甚至尋找和發現它深層的精神源頭。正如思想家愛默生所說的，“破譯每個時代的謎語，總會發現它自己的謎底”。散文家也以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真誠的情感，描述和刻畫了一個個人物的生動的音容笑貌，寫出了她對這些文壇前輩和同輩的最深摯的理解、感激與懷念。
她的回憶散文中偶爾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變得十分感傷，表現出很強抒情性的時候。例如她在《熱淚滾滾送君行——懷念程娜》一文裏，寫對自己的好朋友、鋼琴家程娜的傷逝與懷念:“我像一匹精疲力盡的老馬，拉著沉重的車在艱難的征途中跋涉，隨時都會躺倒在路上不再起來。我多麼想能有一天，讓你坐在車上，我們輕鬆愉快地遊玩休息，如今，這已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夢幻了。”整篇文字感情充沛而真切，充滿了令人唏噓和感喟的傷感與抒情意味。這是葛翠琳散文中的另一種風格。
西班牙散文家阿左林曾經對自己的同道說:“勞動者對於他所選定的職業的熱愛，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最關要緊的東西。不論我們所做的是什麼，最要緊的是帶著一種強烈的感情去做。”葛翠琳的文學之路，無疑可為阿左林的這段話作出最好的註釋。
(本文為葛翠琳著《玫瑰的風骨》跋，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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