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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 胡曉明
小引:纏綿病榻半年多的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於5月9日在上海逝世。王元化論著結集有《清園文存》(三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及《全集》十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930年代開始寫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員、代書記，主編《奔流》文藝叢刊。歷任國立北平鐵道管理學院講師，震旦大學、復旦大學兼職教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總編輯，上海文委文學處長，1955年受到胡風案牽連，至1981年平反昭雪後，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上海組長。2006年，被評為上海市學術傑出貢獻獎。
王元化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建設上，具有決定性的貢獻。尤其是寫作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心雕龍創作論》，運用中西文論美學相參證的方法，結合中國文史考證與詩文評傳統，發人之所未發，使中國古代文論的內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解讀，大大提升了中國文論的理論價值，開闢了新路，並影響了整整一代學者。王元化先生在當代文學理論建設上，提出文藝學綜合研究法、知性不能把握美、將人提高、心的光明等極富於當代意識的文學觀，深刻地影響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文學理論重建的進程。王元化先生在當代思想史上也具有一席重要地位，尤其是他倡導的學術史反思，提出對五四的五項反思、以及有限理性、以西學為參照，而不以西學為標準、有學術的思想與有思想的學術等觀念，都深刻引領了中國當代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先生臨終時說，他很多方面都只是開了一個頭，殷切盼望著後來的學人能夠將一些重要的問題繼續發覆闕疑，這種提問的方式，也是先生留給學界的一筆遺產。本文簡述先生近十年的主要學思活動及影響。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和世界都在經歷著重大的變化。中國的事情，一方面是舊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一方面是新的危機正在加深。作為知識人，王元化堅持著自由理念，面臨兩種環境的壓力，一是如何在政治與體制的權力之外，爭取更多獨立的空間；一是在新的權勢如市場、大眾之外，保持思想自由的精神。正如高爾泰所評價:
最近讀先生寄來的書，很受啟發，先生是真正的獨立知識分子，既獨立於權力，又獨立於公眾輿論。這才是大知識分子的風範。(高爾泰致胡曉明的信，2005年9月)
王元化自己非常看重的一篇文章，即最初在《南方週末》上發表，後來被許多報刊及網站紛紛轉載的對話:《人文精神與二十一世紀的對話》。其中關於知識與理性的認識，反映了他的憂思與信念。他主張知識人應保留一點對文明的憂慮:
現在大家都在說的全球一體化。其實對文明的憂慮是十九世紀人文知識分子的老問題。恐怕二十一世紀的主流仍然是科技文明和功利主導。我們正在看到文化和教育走向市場，大學也在企業化，知識人才走向規模化大批量生產，教師和知識分子成為普通僱員……人們的大多數活動和形形色色的個性，正在逐漸被科技和利潤之手整合為一體，科技和利潤的邏輯正在逐漸成為評估一切的準繩……如果是這樣的話，離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發展、個性的充分發揮，確是還有相當遠的路要走的。所以，人文知識分子特別敏感，他們對文明發展的思考，是對人的自由命運的憂慮關心。
他認為席捲中國與世界而來的市場主義與大眾文化，對於人的自由有危害:
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徵，它的標準化、統一化和同質化的生產，是排斥真正的個性和創造力的，久而久之會生產出同質、平面的社會主體，一個以時尚為主導的社會文化中，是沒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規律使它具有強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規範著文化消費者的需求。助長一元化(如市場至上等)的意識形態統治，產生著新的壓抑形式。所以我贊成知識人在大眾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批判的意識，這樣可以盡力去保證一個社會的發展中不至於產生太多的文化泡沫。
他反思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災難及其原因，指出根本上是狹隘的理性觀對人的自由的侵害，但是這不應該成為知識人放棄理性與責任的理由:
為什麼這種過分信賴甚而崇拜的心態會導致對人的自由的侵害？理性精神和人的力量，雖然使人們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但是一旦把它加以絕對化，甚至神化，又自以為掌握了終極真理的時候，他就會以真理的名義，將反對自己和與自己有分歧的人，當作異端。對於我本人來說，在得出這樣的結論之前，經歷了十分長久的痛苦思考。
但這又並不是說知識人可以不去探求真理，放棄追尋理想。我理解的探求真理的態度，仍然是一種執著虔敬誠實的熱忱，是人文知識者的一種高尚的氣質。一方面，對知識和文化的信念，對真理和道義的擔當，對人的自由命運的關心，永遠都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尊嚴所在，沒有這些東西就沒有人文的意義。另一方面，這些信念和追求並不只是一些光禿禿的衝動與形式化的口號，而是有內容的、考慮後果的、負責任的。總之，既有積極的理性精神，又對理性的限度和責任有真實了解的知識人，才是二十一世紀真正有力量的知識人。
除此之外，2000年以後，王元化繼續關心學術思想史的問題。其中比較重要的觀點與工作有:
以西學為參照，不以西學為標準
關於文化衝突與融合，提出極有影響的重要原則。他一方面認為中西思想傳統，同具人類理性認識的某些普遍性價值。中西文化精神對於人文價值、人的尊嚴的追求，是有某些可以相通的地方的。不能因為要突出中國特色，就可以輕視或勾銷普遍性價值。也不能因為要引進西方觀念，就只承認西方才具有普遍性價值。另一方面又認為，中國的學問有其自身的特點，不能以西學為標準。
九十年代以來，他就認為中國傳統思想的某些因素，可以重新開發出來，作為現代化價值的資源。比如道德思想、社會和諧思想、修身文化、選官制度及文化、以及家庭價值等，應當可以用來補正現代性規劃的某些盲點。作為現代性價值不完全排斥傳統價值的一個例證，他特別以較大篇幅討論了近代學者朱一新的思想，也在別的地方特別提出關鍵要捨棄一種西方現代性價值獨斷的傾向。這都是有著很大的闡釋空間的重要思想。而且，他認為在引進西方思想的做法、態度上，存在著一種簡單的空洞化的移植，而正確的態度，除了深入細緻的學理之外，還應當有自己文化資源的準備。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只有民族形式，才可以合法地講。以至於一講到現代轉換，只是西方的才有意思，對很多人來說，傳統就只是一個空空洞洞的形式而已。
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
有人說九十年代以後的學術，是“思想淡出，學術突出”。將學術與思想對立起來。學術界長期的一個悖論是:要麼就是只承認為政治而學術，學術淪為工具、為婢女；要麼就是只信奉為學術而學術，學術成為準貴族式的智力遊戲或另一種工具——吃飯的工具。其實學術作為人類追求真與美善的心靈活動，在心靈根源之地，學術與思想與政治與道德，源源相通。王元化反對“一知半解，率爾運用”，無論中西學術，都主張從容講論、冷靜評估、再三衡論，這正是學術自身價值得到尊重的體現。王元化更提出“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既不是簡單地標榜為學術而學術，更不是反對學術有思想關懷，而是對於八十年代浮躁學風的撥正糾偏，有利於中國學術自身的尊嚴與發展。自九十年代以還，已經成為很多學術刊物、學人與學術共同體所認同的思想立場。有思想的學術，最重要的是要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九十年代初以來，他在學術界率先表彰獨立、自由之精神、人格。特為提倡研究近現代如陳寅恪、胡適、杜亞泉、熊十力等人，再認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中西知識分子精英人物共同可貴的傳統。造成思想界很大的影響。
個案:辨儒法“綱紀”之說“文革”結束前，王元化撰《韓非論稿》，說到最早提出三綱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後來，在1998年《對於“五四”的再認識答問》一文中再次提出:“作為封建倫理觀念集中表現的三綱，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所提出來的。”2005年底，王元化因為談京劇的伍子胥，再次引起了對這個問題的興趣。他重新發現了《韓非子》的《忠孝篇》裏，曾有一句十分值得注意的話，韓非對孔子的批判:“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韓非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就因為他認為任何君王的權力，哪怕是昏主暴君，也絕對不容動搖和更易。孔孟讚美堯舜，稱頌湯武，在韓非看來都是不合他所謂的‘臣事君’之道的。堯舜禪讓，是君臣地位顛倒；湯武鼎革，更是大逆不道。”王元化說，這是三綱之說為法家韓非最早提出來的明證。儘管，漢家雜用霸王道，然而二家在思想合抱之中也仍存區別。《白虎通義》並不像韓非那樣採取絕對君主本位、君主專制的立場。又儘管班固曾批評屈原“依彭鹹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為不合經義，而是一種狷狹之志，但太史公、王逸、淮南等諸家，仍把子胥屈原視為合於儒家道德理想的偉大人物看待。
王元化以《清園談話錄》為專欄，僅2006年，就寫了十多篇文章。辨儒法是其中的一篇。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如何在思想的路途中，不停跋涉。
夏中義教授2005年出版了十余萬字的力作《王元化襟懷解讀》，是著從王元化在五十年代的精神危機，講到再啟蒙的反思，講到學術傳統的意義，以及知識分子的當代譜係。是關於王元化研究的最新最重要的成果。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思辨錄》，這是在1994年獲國家圖書獎的《思辨隨筆》的基礎上，又增入一百五十余則新作的結集。
2006年，王元化憑這本書，榮獲上海市政府頒發的“終身成就獎”。他的獲獎感言是:
我已到了垂暮之年，對身外之物已經沒什麼要求了。但我是一個用筆工作的人，我最嚮往的就是盡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留下一點不媚時、不曲學阿世而對人有益的東西。我也願意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夠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
所以我希望我們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共同認清我們所處的一個環境是怎樣的，我們所面臨的，文化的發展有哪些嚴重問題？以及我們急需要做的事情有哪些。(作者為王元化先生的學生，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作者(右)與王元化在杭州中國作協創作之家
王元化在台北太魯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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