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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名作家柏楊逝世
本報記者 陳競
4月29日淩晨1點12分，台灣作家柏楊在台灣新店耕莘醫院病逝，享年89歲。據柏楊家人介紹，28日下午，已經常處於昏迷狀態的柏楊，狀態突然異常好，他握起筆，要留下幾句話，可是只寫下幾個字，就無法再寫下去，“當時大家辨認了許久，隱約能認出一個‘正’字，也許是‘正義’二字，另外的字跡，卻無法辨認”。
作為台灣著名作家、思想家、社會評論家、翻譯家和歷史學者，柏楊共計有170多部小說、雜文和歷史作品先後面市。有悼念網文稱:“柏楊先生埋骨台灣，終於停筆休息。他是一面鏡子，在世時，讓所有人覺得刺痛；而沒有了他，又讓所有人悵然若失。”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雜文集《醜陋的中國人》讓中國大陸的讀者牢牢記住了柏楊。在那個人心求變、對傳統文化和現實進行反思的時代，柏楊是一個符號。他以“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強烈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在他看來，“我們的醜陋，來自我們不知道自己醜陋。”“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蟲。”“窩裏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民族的遮羞布被扯開了，有人大罵:“你還是不是中國人？”當然，更多的是反思。陜西作家陳忠實讀到這本書時，“竟坐臥不寧擊掌捶拳”，“在寂無聲息偶聞狗吠的鄉村小院，感到一種說透和揭穿的勇氣，令人折服，更令人敬佩”。
柏楊1920年生於河南輝縣，前半生頻經戰亂，背井離鄉。到台灣後又有過近十年的牢獄生涯。《醜陋的中國人》可看作他胸中鬱積之氣的爆發。有學者稱，柏楊先生顛沛流離的命運映照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懷，“在現實生活中頭破血流，身陷囹圄，卻依然鐵骨錚錚，矢志不渝”。
事實上，在牢房裏時，柏楊也筆耕不輟。儘管能看的報紙有限，沒有豐富的訊息可供他用來進行評論，但史書卻是例外。於是，他每天背靠墻壁坐在地上，完成了史學論著《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等四部作品。用另一種方式——歷史和人權教育，反思中國傳統和文化。他曾說:“一個人在鋼刀架在脖子上的時候，能不能堅持說真話，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考驗。”
學者錢理群認為，雜文集《醜陋的中國人》和史學論著《中國人史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魯迅所期待的“中國人史”。在他看來，柏楊先生和魯迅先生在某種意義上是相通的，他們都堅持對中國國民弱點的批判，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弱點的批判，也堅持民族自省精神。“而我們需要這樣的聲音。”但他同時表示，柏楊的弱點在其深度不夠。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孫隆基早在大學讀書時就見過柏楊，他也認為，柏楊缺少魯迅的深度，更多地抓住了魯迅刻薄的一面。而他的反抗更多來自對“戒嚴時期”生活的苦悶，來自年長者佔據社會資源，年輕人無法出頭的不滿。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大陸柏楊雜文集主編陳曉明，在談及柏楊的當下意義時說道:看看歷史的巨大變化，柏楊所指陳的那些文化病症，並未銷聲匿跡，有些依然頑固，有些變本加厲，從此可以看出柏楊的意義無限深遠。
而筆鋒犀利的柏楊在生活上卻並非怒目金剛式的人物。古吳軒出版社副主編陳雪春與柏楊一家交往頗深，她既是柏楊首次授權大陸正式出版的《醜陋的中國人》的責編，也是柏楊最後一本散文集《男左女右》的責編。在她眼裏，柏楊就是個“老小孩”:他會穿著不同的襪子出門，拿自家的鑰匙開別人家的門，找眼鏡、圖章之類更是“鬧得滿頭大汗”。柏楊很熱情，常常“兩肋插刀”，大拍胸脯“哪個為難你，我去找他算賬”。柏楊也常常“稀裏糊塗”，《醜陋的中國人》上世紀八十年代風靡大陸，卻沒得到他的授權，他沒有一分稿費，卻沒找人“算賬”。2006年，病痛中的他又將數十年創作的心血和結晶，共計56箱、11745件珍貴文物文獻資料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柏楊晚年曾這樣形容自己，“我應該更特別感謝上蒼的是，我雖很老，但，我跟過去一樣，仍像海綿一樣地吸收，仍像小貓一樣的好奇。”如今，這只“老貓”走了，卻也走進了歷史。而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如何才能真正的紀念他，傳承他叩問靈魂的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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