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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傅小平
作為翻譯家，人們說“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他譯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是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作為文學評論家，他對張愛玲小說的精湛點評，為學界作出了文本批評深入淺出的典範；作為音樂鑒賞家，他寫下了對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賞析；作為一位嚴慈的父親，他寫給長子傅聰的家書《傅雷家書》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感動了數百萬國內讀者。他就是——傅雷。
在傅雷誕辰一百週年之際，中國作協、文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聯合舉辦了紀念座談會；籌備達兩年之久的、最大規模的傅雷紀念展“潔白的豐碑——紀念傅雷百年誕辰”也同期在國家圖書館展出，隨後還將陸續在上海、南京、大連等地舉辦巡展。在隆重紀念傅雷之餘，他作為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代表給我們留下了什麼？作為翻譯大家，他又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樣的啟示？在“後傅雷”時代翻譯何為？這些無疑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
有多少傅雷式的“真”可以重來？
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係教授金聖華看來，傅雷之所以在翻譯上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是由於他工作態度審慎嚴謹，準備功夫充分週詳所致。而深諳父親性情的傅聰則一語道出了傅雷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終其一生體現了一個“真”字。傅雷做人真，做學問真，處世真；“真”，成就了他，也最終把他送上了不歸路。在1956年的“大鳴大放”中，傅雷率真地發表了很多真誠的言論。1958年，傅雷被打成右派，由此，他遠在波蘭的長子、鋼琴家傅聰，背負“叛徒”的罪名，被迫出走英國。儘管經過多次浩劫，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活了下來。但“文革”剛剛開始，傅雷夫婦就選擇了自殺，以死捍衛人格尊嚴。
傅雷的“真”，在前輩學人中有口皆碑，一如他吝嗇于對人的嘉許。作為一個翻譯大家，正是這種品格的照射，使他的譯著時時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在回憶傅雷的一篇散文中，楊絳先生用簡約的筆觸，勾勒出了個性傳神的傅雷，“有一次他稱讚我的翻譯。我不過偶爾翻譯了一篇極短的散文，譯得也並不好，所以只當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謙遜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鐘，然後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讚是不容易的。’”
傅雷的“真”性情在對待翻譯問題上表現得格外突出。他總是對自己的譯作一改再改，《高老頭》改了三次，《約翰·克裏斯朵夫》改了兩次，這都是大的改動。說到具體的翻譯，他一般要經過六道工序，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體無完膚”。不僅如此，傅雷也不時做翻譯批評，併為此得罪他人。在1954年北京召開的一次翻譯工作會議上，他提了一份書面意見，討論翻譯問題。他信手舉了許多翻譯謬誤的例句，沒料這份意見書大量印發給與會的翻譯者參考，結果觸怒了許多人，他們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
儘管，傅雷的批評在當時有苛責之嫌，以致之後不久錢鐘書曾為此寫信責備他。但在身兼翻譯和責編的胡小躍看來，這種批評精神恰恰是當下翻譯界所缺乏的，“就像優秀的文學創作離不開文學批評一樣，翻譯品質的提高，也需要翻譯批評相伴相生。可惜的是，現在的翻譯品質成了麻繩串豆腐，提不起來，翻譯批評也跟著成了老虎的屁股，輕易不敢有人去摸了”。
對翻譯批評風氣的敗壞，有網友不禁發出如此慨嘆:在文學翻譯事業表面上看來如此發展和繁榮的今天，有多少傅雷式的“真”可以重來？
傅雷的翻譯帶來“影響的焦慮”？
對傅雷文學翻譯的成就，迄今為止，我們多膚淺地停留在對其技術層面的關注和探討上。這是困擾南京大學外語學院教授許鈞多年的問題。近年來，圍繞著傅雷這個人，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對於傅雷而言，翻譯意味著什麼？傅雷為什麼如此專注于翻譯？他的翻譯到底給中國、給中國讀者帶來了什麼？
許鈞贊同傅雷生前好友、北京大學張芝聯教授的說法:傅雷不僅是個“文藝家、翻譯家”，更是個“政治家，知識分子和心理學家”。要理解傅雷，研究傅雷，必須研究傅雷這個人，研究傅雷所處的時代，和傅雷賴以生存的文化空間。他說:“很顯然，翻譯不是簡單對語言的轉化，必須表明文化立場、文化的視野和對文化的追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傅雷是難以逾越的:“傅雷的翻譯是和我國當時的社會需要和政治形勢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他翻譯《約翰·克裏斯朵夫》，不是簡單地把作品譯介過來，是和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負緊密相聯的，它喚起了讀者對久違的英雄主義及對人間光明的追求。而解放後他翻譯巴爾扎克的作品，主要是為了讓人們認識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美與醜、善與惡、真和假，利於人們辨識能力的提高。”
在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柳鳴九看來，傅雷的翻譯之所以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在於它恰好驗證了譯事中的一條至理，那就是文學翻譯必須是有文學性、有藝術性的再創造，譯文本身就必須是文學作品，本身就必須具有文學性、藝術性，“傅雷在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經驗，成為譯事‘信、達、雅’的高水準實現者，特別是在譯文表述的‘雅’上，在譯本漢語之精煉、之優美上，傅雷譯本的漢語水準本身就達到文學語言、藝術語言的高度。”
傅雷因其重要的翻譯成就，成了翻譯界無法繞開的話題，相應地也在其身後造成了一種“影響的焦慮”。繼傅雷之後重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譯家許淵衝自稱，他的翻譯在不少方面已經超過了傅雷。而作家張承志因“發現”傅雷在翻譯梅裏美《卡爾曼》過程中，刪去了小說結尾處一段有關“羅馬尼學”例句的文字，對此頗有微詞，並進而指出傅雷的這一刪除“與其說是一個失誤，不如說是一個標誌——中國知識分子缺乏對特殊資料的敏感，也缺乏對自己視野的警覺。”而“傅雷經驗”、“傅雷傳統”更是一直受到挑戰與貶損。
對此，許鈞表示，當今譯壇呈多元化狀態，不以傅雷譯作為最高標準和惟一依歸，本質上是件好事。不是說傅雷譯過的作品不必復譯，不能復譯，而是復譯不能以符合，乃至迎合當下社會意識形態和讀者閱讀趣味為惟一取向。而這恰好是傅雷的翻譯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後傅雷時代”的翻譯何去何從？
時值傅雷百年誕辰，文學翻譯面對的現實狀況與傅雷時代已相去甚遠。當翻譯的渠道、數量、引進速度大大增加，翻譯所擔負的任務也趨向多元，傅雷時代文學翻譯所擔當的主角地位，在科技、哲學、經濟等圖書數量驚人的譯介需求之下，早已顯得力不從心。出版社買版權，急匆匆找譯者。其水準參差不齊，能談得上“嚴謹”的已不多見。來不及吃透原義的譯文，浮萍掠過水面般就上市。傅雷曾謂為“一種精神”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放在現今似乎不合時宜。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繼承傅雷時代的優秀文學翻譯傳統，後傅雷時代的翻譯何去何從，成了有志於文學翻譯的相關人士迫切關注的問題。
一些翻譯家在欽佩傅雷的翻譯成就，並對其命運悲劇表示同情之餘，卻對他所處時代良好的翻譯環境表示了傾慕之情。
在胡小躍看來:傅雷是一個幸運兒，他可以追求自己的風格，研究自己喜歡的作家，翻譯他的作品。而現在傅雷那樣的生活只能是一個翻譯家的美好的夢想了。翻譯界很多人願意像傅雷這樣投入地工作，但沒有這種條件。“就拿搞翻譯和創作相比，搞翻譯一賺不了錢，二齣不了名，翻譯比創作付出得更多，得到卻更少。在目前出版社不可能提高翻譯稿酬的前提下，的確讓不少年輕人視翻譯為畏途。”
翻譯家施康強表示了相同的見解。他表示目前翻譯生態與傅雷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他說:傅雷當年以稿費為惟一收入來源，日譯千字足以保證過上相當優裕的生活。但在今天，就算每天平均折合兩千字成品，又能帶來多少收益呢？以通行的文學翻譯稿酬標準計算，每千字60元，兩千字可得120元。扣除所得稅後，凈得不到100元。“在當代中國你若有志當職業翻譯家，除非粗製濫造，蘿蔔快了不洗泥，或者天縱奇才，日產五千字保質保量，一步到位，否則連生存都成問題。”
在傅雷之後，或許有幾部譯著堪與傅譯比肩或抗衡，但是像傅雷那樣傾畢生全部精力從事文學翻譯事業，其譯文在母語中成為典範的大師，怕是很難產生了，可以說這是他們倆共同的憂慮。
有網友指出:傅雷的教導對於現在的譯者來說已經沒有什麼指導意義。他說:“以中國現在文學翻譯的報酬，還能談什麼呢？翻譯首先是職業。光談崇高性是不能代替報酬的。對一項勞動的肯定首先得通過物質報酬。對此，某翻譯家針鋒相對地指出:文學翻譯是一個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事業，只有不把利益放在首位，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你才可能做出一些成績來。”所以，在傅雷誕辰100週年的時候，大力提倡和宣傳傅雷的偉大精神，並非像有人說的那樣沒有意義，而是意義極其重大。
傅雷(左)與次子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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