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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的文學寫作”、“文學與傳媒”、“散文時代的文學倫理”等論壇相繼舉行
近日，第六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期間，開展了一系列文學論壇活動。眾多作家和評論家參與其中，分別對公共空間的文學寫作、當下散文寫作、作家和媒體的關係等進行了探討。
公共空間寫作:公私對立？
近來，一個學術熱點是文學被邊緣化，在公共空間失去了影響力。該話題暗含著一種對立:公與私的對立。它意圖表明一個顯見的事實是文學在私人寫作潮中，缺乏對公共話題的關注。那麼文學將如何發展？如何面對龐大的現實世界？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評論家陳曉明認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一直在介入公共空間，一直在關注現實。而且對文學而言，公與私的界限沒有那麼絕對，以所謂私的方式介入公共空間也是一種理想的方式。但目前的問題在於，文學在對公共空間的關注中，在尋求文學性突破時遇到了難題，要尋求美學上的開掘。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評論家程光煒認為，不能用公共話題來要求所有的作家，不同的作家擔當著不同的任務。公共也並非一定是當下的，它是歷史的，是積澱的歷史。他留意到了當代文學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創作的歷史化傾向。而年輕的作家則依靠敘事，他們的故事講得非常好，但沒有解讀故事的能力。讀完後會讓人疑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
《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評論家李敬澤認為，文學對公共空間介入的問題不在於私也不在於公，而在於如何在二者之間開拓出一個神秘領域，找到一個想像與認識的空間。
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省文聯主席、評論家南帆則認為，有很多學科關注經濟、社會問題，必然需要一個學科去關注個人，這才是一個社會的完整結構。當覺得文學不夠中心的時候就覺得很焦慮，完全沒這必要。
散文寫作:體驗與經驗
散文曾是中國文學的最大支柱。網路帶來了全民寫作的時代，散文寫作重又得到了最為廣泛的運用。在這種環境下談論散文別具意義。
詩人余光中表示，“白以為常，文以應變”是他多年散文寫作的經驗總結。白話是散文寫作的常態，然而到需要濃縮、簡練及權威語句的緊要關頭，就要用文言。顯然這是文白兩種散文傳統的交融與凝聚，是中文寫作的優美所在。然而，當下的中文寫作卻遭受到了本土與全球化的雙重壓力。對於文言及傳統文化教育的忽視以及英語的衝擊，都應使我們思考:怎樣保存與發揚中文寫作的優點。
作家徐曉認為，小說更多的是寫給公眾的，散文則常常是寫給個人的。對她而言，生活必須寫一遍才能留下來，否則就算白過了。而對生活的記錄，非散文莫屬。她表示，把一個真實的人物與情感用小說來寫的話，就會給讀者一種虛構的感覺，從而力量已經削弱了。
作家李輝認為，文體對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把人物命運或歷史事實寫出來。重要的是如何在浮躁中使自己靜下來，從而有自己的看法。散文需要歷史的分量和思想的價值。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評論家王堯則認為，對於當今散文的寫作，需要思考的是，寫作者的人格、學養、胸襟等如何來回應歷史和現實的問題，如何來回應人生的問題。
作家和媒體:抵觸與信任
媒體和寫作之間的關係由來已久。作家眼中的媒體是怎樣的？
格非意識到，現在小說家把揭露社會的任務讓位給媒體了，這對文學帶來了挑戰。很多新聞故事也在學作家的技術手段，這不免有違真實。格非表示:“我是一個媒體的受害者，吃媒體的虧太多了。”
林白認為，作家在媒體面前是弱勢群體。她說，“像我這种老實的人，不接受採訪可能是最聰明的，你和媒體說話，最後出來的肯定不是你所希望的。沒有足夠聰明最好還是不要和媒體打交道。”
但張悅然意識到了作家自身的問題:沒能對媒體報心聲。“從文學生涯開始，媒體就伴隨著我成長。我不應該害怕媒體，但我現在害怕了。”因為“慢慢目睹一些事情發生，開始說得越來越少，越來越乏味平庸。”她希望能夠回到對媒體無所顧忌、暢所欲言的那個過去。
韓東則為作家與媒體的關係找到一條通道，他說，作家和媒體相互信任非常重要，不要先入為主地認為媒體會傷害你。他表示，作家應該感謝媒體宣傳了作品，但同時，媒體的市場化取向等也在誤導文學。東西則對於媒體給予厚望，他認為對於文學界來說，“媒體批評是對文學批評的有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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