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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在當代的精神突圍

日期:2008-04-10 作者:夏可;周新順 來源:文學報


    在百年中國文學格局中,啟蒙價值取向的當代境遇引發與會者憂慮 “啟蒙”在當代的精神突圍

    夏可 周新順

    啟蒙在當代中國仍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

    南京大學董健教授認為,一方面,當代中國在各方面還遠談不上是一個充分現代化了的國家,歐洲啟蒙運動所確立的現代性價值觀念還遠沒有在中國全面地落地生根,我們仍然在全面實現現代化的崎嶇之路上蹣跚跋涉,歐洲啟蒙運動意義上的“啟蒙”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另一方面,源於歐洲的種種質疑和反思啟蒙運動的後現代話語也進入中國,並在一部分知識分子頭腦中“紮根”。如果說歐洲的一部分知識分子是用歐洲的頭腦在質疑和反思歐洲歷史上的已完成並取得偉大成果的啟蒙運動的話,那麼中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則是用歐洲的頭腦在質疑和反思中國現實中艱難進行的啟蒙勞作。董健教授指出,啟蒙在當代中國仍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啟蒙的價值不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都是屬於全人類的。放棄啟蒙,中國的現代化沒有出路。

    文學實踐是啟蒙價值取向當代境遇的風向標

    南京大學黃髮有教授在發言中,從對“文革”後文學實踐的整體性把握中,探尋了“人”的沉浮與啟蒙的消長。他認為,“文革”結束以後,通過對人的物質需要的關注和人的本能(從情愛到性愛)的透視,新時期文學恢復了人的主體地位、重燃了“五四”人文薪火;而90年代以來的文學對於如何建構健全的人性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關注,反而從針砭人性痼疾的診察走向了消解崇高的歷程,殘缺的、病態的、猥瑣的、惡毒的“人”成為文學的新寵,新時期初年“大寫的人”則被擠出了文學的舞臺。與此同時,對物質需求的關注演變為金錢至上的商品拜物教,“人”被“物”所奴役;對人性本能的透視則異化為“身體化寫作”和“慾望化寫作”,把身體簡單化為純粹的生理和肌肉行為層面的問題,以快感原則逃避現實責任,也逃避完整的自我。因此,啟蒙理想在90年代文化語境的置換中可謂腹背受敵,一方面是啟蒙主體自信逐漸喪失,另一方面是普通民眾以世俗幸福的合法性對抗啟蒙主義話語的合法性;而消費性文學的盛行也導致了批判性的普遍失落,進一步加劇了90年代啟蒙意識的分化與衰微。在談到後現代話語對啟蒙話語的衝擊時,黃髮有指出,在學理層面辯證地研究後現代理論是必要的,其文化反思對於中國實踐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不幸的是,後現代話語對於80年代的思想文化運動的“告別”與“決裂”,對啟蒙的主體性的嘲諷,基本上是草率和武斷的,這有悖于後現代主義所標榜的解構中心化思維、消解權力話語的價值趨向,其儀式性、表演性與專斷性恰恰對其自身構成了絕妙的反諷。

    文學信仰的缺失引發啟蒙精神的危機

    南京師範大學賀仲明教授認為,近十幾年來,文學喪失了自身獨特的精神內涵,走向了高度平庸化,失去了大眾的崇敬,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作為一種精神信仰的特徵。他指出,後現代文化思潮的解構,金錢文化、商業文化的衝擊以及電子網路文化的影響,多方面的文化遇合使中國社會在最近十幾年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嚴重啟蒙危機:精神被放逐,虛無主義佔據文化的舞臺,物質崇拜和金錢崇拜無所不及、無所不能,社會倫理和道德嚴重失范,思想文化雜亂無序,人們找不到精神的出路,也無力思考生存的信念;而文學信仰的時代性缺失正是這種社會整體精神狀況的折射和縮影。對此,賀仲明提出,處在信仰危機中的文學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堅持其對世界的獨特關注方式,恢復自我信仰形象,促進啟蒙精神的建設。

    新啟蒙主義的精神突圍

    南京大學張光芒教授認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面對新的蒙昧主義所帶來的新的愚昧與無知、傲慢與偏見,必須採取新的啟蒙姿態。這種“新”應該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的啟蒙歷史重新進行反思,厘清其中的問題和經驗,對歷史的解釋要有新的眼光、標準和方法;二是對西方的啟蒙重新進行反思,西方的後現代、後啟蒙對西方啟蒙的批判不能成為我們傚法的對象,我們必須從中國啟蒙的內在需求出發,重新發掘西方啟蒙給我們的啟示之所在;三是最重要的,在此基礎上探討和建立屬於中國21世紀的啟蒙理論。賀昌盛在談到新啟蒙主義時認為,“新啟蒙主義”不是以實際的效果來考量“啟蒙”的成敗與取捨,而應重新回到“啟蒙”最根本的“自我反思”的功能上來,並以之為起點去重新獲得思想自由的權利;同時也以尊重“他者”的思想自由為基本原則。因此,平等的開放性的“對話”——與自身的對話和與“他者”的對話——應當成為“新啟蒙主義”的最為基本的表現形態。具體到文學而言,“新啟蒙主義”並不是為了造就某種新的文學流派,而恰恰是在呼喚真正具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作家個體與批評家個體的出現,文學創作的“內發性”應當成為首要的追求目標。“新啟蒙主義”堅持自身獨立批判的自由立場,它在增進自身精神厚度的同時,絕不放棄對於一切“精神弱化”及“精神異化”現象的警惕和批判,當中國人的精神蘊涵仍舊顯示著某種程度的幼稚、單純與貧乏時,漢語文學自身所承擔的精神建設功能恰恰需要得到更進一步的彰顯,這既是當代漢語文學的職責所在,同時也是“新啟蒙主義”所試圖實現的重要現實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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