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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教授認為，從梁啟超到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儘管兩代啟蒙思想的盜火者和播火者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也取得了可觀的成效，但啟蒙先驅者心目中的目標，仍然還是一種美好的理想，“五四”啟蒙運動想要完成的歷史使命仍未完成。他相信，儘管“五四”啟蒙思想和精神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被質疑、被攔截、被歪曲、被壓制，但既然它已經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誕生，就沒有一種力量能真正扼殺它，它的薪火傳承就不會在中國大地上真正消失。對於盛行一時的“救亡壓倒啟蒙”說，董健認為，救亡與啟蒙從根本上其實是一致的，在啟蒙先驅者們看來，救亡是不應該壓倒啟蒙的，這一點魯迅、胡適等人都曾有過闡述。對於啟蒙與文學的關係，他認為，從理論上說，啟蒙與文學似乎沒有必要的聯繫，但中外文學史的事實卻說明，啟蒙與文學從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必須清醒地看到，政治常常把文學當作工具，商品化和金錢崇拜則把文學視為玩物，因此文學需要啟蒙精神；但並非只要有充分的啟蒙精神就是優秀的文學。啟蒙與審美、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是完全可以高度統一的；同時，啟蒙的作用往往是通過藝術上的創新來實現的，儘管文學史上有很多啟蒙壓倒了審美的例子，但也不足以說明啟蒙必然是審美之累。
山東師範大學的朱德發教授在關於百年來中國啟蒙者歷史命運的發言中指出，百年來中國啟蒙者的歷史命運往往都是悲劇性的。造成這種悲劇命運的原因，一方面是外在的社會原因，如政治話語、革命話語對啟蒙訴求所造成的壓抑；另一方面則是啟蒙者自身的原因，比如因人生際遇的改變而自我轉向，或在現實的挫折、碰撞中因無力堅守而放棄啟蒙訴求，等等。朱德發提出，反觀百年來的啟蒙思潮，應該認真清理和解析啟蒙先驅們留存下來的思想資源，在大力繼承與弘揚的同時也應深刻認識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
文學啟蒙與政治革命的關係始終是一個倍受關注的話題。南京大學王彬彬教授的發言從瞿秋白這一個案人物入手，指出瞿秋白作為一個政治家曾經熱情指導《子夜》的創作和歡呼《子夜》的出版，而在臨死前“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的“多餘的話”中，則表達了對《幻滅》和《動搖》這兩部作品的偏愛與留戀，這種前後矛盾充分展現了作為政治家和作為文學家的“兩個瞿秋白”內在的角色分裂和最後時刻自我意識的重新建構，從一個角度展現了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歧路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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