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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知名評論家評說近年有影響作品
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學獎評獎，不僅是一次評選活動，更是對幾年來中國的長篇小說創作的一次檢閱。本報記者特別採訪了一些活躍在文壇的評論家，請他們從自身的閱讀出發，談談近年來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長篇小說。
陳曉明:《受活》《生死疲勞》《秦腔》《笨花》《水乳大地》
閻連科的《受活》是非常有特點的作品，用反諷的筆調寫出了歷史命運。莫言的《生死疲勞》這部作品很有力量，把歷史變成四個動物的輪迴，敘述也汪洋恣肆。賈平凹的《秦腔》回歸鄉土中國，寫出一種命運，一種文化的衰敗感，在藝術上也有特點。鐵凝的《笨花》寫出了歷史與文化的構成關係，回歸鄉土文化，與《白鹿原》相比更具本真性，很厚重。范穩的《水乳大地》將原始生命力與性格、文化融合在一起，蘊含悲劇性命運，顯得流暢、大氣，有力度。
孟繁華:《笨花》《秦腔》《受活》《聖天門口》
《笨花》(鐵凝):這是一部回望歷史的小說，是在國族歷史背景下講述的民間故事，是一部“大敘事”和“小敘事”相互交織融會的小說。它既沒有正統小說的慷慨悲壯，也沒有民間稗史的恣意橫流。
《秦腔》(賈平凹):這裡已經沒有完整的故事，沒有令人震驚的情節，也沒有所謂形象極端化的人物。清風街上只剩下了瑣屑無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復一日的平常日子。《秦腔》的感傷是對傳統文化越來越遙遠的憑吊，它是一曲關於傳統文化的輓歌，也是對“現代”的叩問和疑惑。
《受活》(閻連科):故事幾乎荒誕不經，它像一個傳說，也像一個寓言。在表達那段歷史殘酷性的同時，也從一個方面表達了中國進入“現代”的複雜性和曲折性。作品對歷史的驚恐感顯然不止來自歷史的殘酷性和全部苦難，同時也隱含了他對中國社會發展複雜性和曲折性的體悟與認識。
《聖天門口》(劉醒龍):《聖天門口》打撈出了歷史新的秘密，通過新的方式建構起百年中國的新史詩，通過小說內部全部的複雜性表達了關於長篇小說新的意識形態。
吳義勤:《笨花》《秦腔》《碧奴》《藏獒》《額爾古納河右岸》
鐵凝的《笨花》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裏，比較感性地寫出歷史與人性交織的複雜變化。這部作品在作家的個人創作中，是有超越性的。
在以往的作品中，鄉土已經被符號化，成為一個與城市對峙的，落後、愚昧的形象。賈平凹的《秦腔》寫一些家長裏短、雞鳴狗盜，寫法上看來比較沉悶，實質卻表現出鄉土內在的東西，寫出了一個靜態的、豐滿的鄉村，這在藝術上對作家的要求是很高的。
讀者對神話的期待和想像大多趨於固定化，要寫出新意很難。但蘇童的《碧奴》能夠寫出那麼多變化性與可能性，很不容易。小說重新塑造人物形象，藝術化處理碧奴尋夫的過程，使讀者感覺不到情節的束縛，這些都體現出作家的豐富的想像力與藝術表現力。
楊志軍的《藏獒》三部曲，在堅持小說性的前提下，藝術地塑造了藏獒的群像。小說中展現的人性與野性的尖銳衝突，確實令人震撼，其“綠色環保”主題也比較討巧。
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寫的是鄂倫春少數民族的命運，有一種史詩性的追求。這種追求在她以前作品中還有外在的感覺，但在這裡已經成為靈魂的精神的內核，融入小說人物的血肉。書中將人與自然的抗爭寫得驚心動魄，寫這一民族走向窮途末路，也沒有刻意批判，而是持理解的、感傷的態度。感傷的態度即是文學的態度。
楊揚:《生死疲勞》《秦腔》《上塘書》《暗算》《聖天門口》《石榴樹上結櫻桃》《水乳大地》
《生死疲勞》很大氣，跟莫言巔峰時期的創作相比未必是最好的，但放在這四年來看還不錯。賈平凹是非常具有實力的作家，《秦腔》在這四年中是非常厚實的作品，不僅在內容上，在寫作方式也有比較大的調整，借陜西方言來挖掘民族精神。孫惠芬在當代女作家中很有實力。儘管寫農村，但視野開闊，將農村與城市相對照，不僅寫農村農民的生活，也反映出農村變化對中國社會、人類生存狀態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寫農村女性生活方面很有爆發力，不討巧，有一種厚度，在國內女作家中還無人能比。麥家的《暗算》顯示了當代長篇小說的審美變化。雖然延續了講故事的特色，但融入了新因素，敘事也很綿密，使傳統題材具有了非常吸引人的魅力。劉醒龍的《聖天門口》很有特色，寫家族史，但想像很燦爛，是對原生態生存的觀照，在還原歷史的層面來想像歷史、書寫歷史。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也很有特色，戲謔的風格在整部作品中貫穿得很充分。范穩的《水乳大地》涉及宗教題材，在這個題材的寫作中給人混沌初開之感。
洪治綱:《聖天門口》《平原》《我的丁一之旅》《兄弟》《愛人有罪》
《聖天門口》(劉醒龍):在複雜尖銳的歷史衝突中舉重若輕，縱橫自如，既展示了現代中國崛起的坎坷與曲折、悲壯與凝重，又再現了中國底層生命的坦蕩與純樸、粗獷與狡黠。
《平原》(畢飛宇):它既有狂歡性的民間生活氣息，又承襲了特定時代的蒙昧化情境；它的表面是大喜大悲的愛恨情仇，而在骨子裏卻浸透了生命的沉重與悲涼。
《我的丁一之旅》(史鐵生):它將人生的苦難和困境置入心魂的深處，讓理性的智慧不斷地尋找它們的縫隙，又用思想之光去照亮那些縫隙中潛藏著的陰鬱的面孔，然後讓愛、夢想和詩性的激情來對它實施拯救和超越。
《兄弟》(余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對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經驗進行了一次悲欣交集式的隱喻性表達。
《愛人有罪》(艾偉):通過對“罪”的不停追問和救贖，將人的存在置於兩難之境，並由此打開了生命中許多無法調和甚至無法言說的尷尬與傷痛。
羅崗:《秦腔》《受活》《人面桃花》
賈平凹的《秦腔》不僅寫了農村的衰落，而且為這種衰落尋找到一個形式:用特別緩慢的節奏對照我們這個世界，顯示農村“無路可走”的狀態。在我看來，長篇小說總是要具有某種史詩性的品格，而這部作品正具備這種品格。長篇小說用什麼樣的形式錶現內容也很值得關注，閻連科的《受活》不從正面描寫中國社會對商品的迷戀，而選擇農村，採用怪誕、荒誕的形式錶現出對整個社會對商品的迷戀已經達到瘋狂的狀態，最後導致非常大的悲劇。我們怎樣來面對以革命為特徵的中國歷史？格非的《人面桃花》尋找到新的表現人與歷史關係的方式，體現出今天的人們對歷史的把握。格非有很明顯的“先鋒派”作家的特徵，寫作也非常自覺。
本報記者傅小平陳競金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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