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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他對來訪的年輕人嘆息:“我的心很亂。”
本報記者李淩俊 陳競
2月20日淩晨兩點，作家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
浩然生前曾經工作過的北京作協對外發佈的“浩然同志生平”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工作和創作情況僅有短短七八行，然而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個在記憶中塵封許久的名字，曾經是中國“唯一的作家”，牢牢根植于當時中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隨著那段時期的結束，他又消逝在公眾視野里長達30年。
圍繞著浩然的一生，眾說紛紜，像一部中國式的“羅生門”。有人說，他的作品《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可能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有人說，他的作品是附庸政治、圖解政策的產物，不值一談；有人說，他晚年沒有反思，更沒有懺悔；有人說，他的寫作忠於土地，忠於農民，值得尊敬；有人說，文革中身為北京市文聯革委會副主任的他，應該為老舍先生的死亡負責；有人說，在那個非常時期，他沒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整人或攝取權力……隨著時間流逝，歷史的細節在記憶裏漸漸模糊，“浩然現象”愈發顯得獨特。文革之後，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曾引起巨大爭議。
對中國當代文學史而言，浩然已不僅是一個名字，而是一段歷史時期文化標誌的代名詞，他的創作生命，曾如此緊密地與時代變遷聯繫在一起。人們希望通過討論他的作品、他的為人，表達對過去四十年裏，中國的政治、農村以及文學的反思。
浩然能否承載這樣的希望？他從1998年開始，打算寫的《文革回憶錄》，因為身體原因，一直都是些只言片語，因為“很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片面性”，直到他去世。晚年，居住在河北小城的他，面對來訪的年輕人，總是嘆息:“我的心很亂。”
自幼立志文學創作的浩然，事實上只讀過三年小學，走上文學道路完全源於長期自學。1966年，浩然34歲，長篇小說《艷陽天》三卷出齊，在文學界和全國農村引起強烈反響，他成為當時文壇最受矚目的青年作家之一。有人回憶，當時有些人幾乎把這部近120萬字小說背了下來，“丈夫背前一句，妻子接著背下一句”。此後，他被下放到京郊農村勞動，同時開始寫作《金光大道》一、二卷。70年代初，由於“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青睞，他成為萬馬齊喑的年代裏，可以署名出版作品的“唯一的作家”。1974年，他被江青“親自委派”到西沙群島前線視察，回京後寫出了詩體小說《西沙兒女》，後又“奉命”視察大寨並寫成報告文學《大地的翅膀》。他參加了中共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屆全國人大。1976年9月還成為文學界唯一參加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代表。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經歷，使浩然顯得異常神秘，民間傳說紛紜。而他在晚年回憶往事時說，他害怕江青，總是躲著她，當時只是覺得，江青對自己好，誰也不能對他怎麼樣，可以換來安靜的寫作環境。當時的確有很多人想請他幫忙，他覺得“沒有用，改變不了別人的命運”。許多與他相識的文學界人士後來回憶說，浩然“是個好人”，然而卻很固執。
在許多作家遭遇滅頂之災、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的年代，浩然以每天一萬字的速度創作著，他的作品，迅速成為填補人們精神空白的“食糧”。對於如今大多數40歲以上的人來說，浩然及他的作品是成長中繞不過去的一個符號。
浩然的複雜性也體現在他的寫作中。他逝世後，評論家雷達撰寫了《浩然，“十七年文學”的最後一個歌者》一文，剖析他在《艷陽天》中體現出的寫作的“雙重性”:一方面是政治理念支配了作者的藝術構思，使作者難以真正從歷史文化的高度審視中國農民的命運，另一方面，由於作者忠於現實生活，從而使得小說在人物的行為方式、性格特點、情感方式和語言方式上，又確實具有真切的生活韻味。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197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文學界也經歷著一次大變動，走出“煉獄”的老作家們煥發新的創作生機，更多的年輕人以強勁姿態登上文壇。而此時，浩然卻開始遠離北京這個政治文化中心，越搬越遠，直至搬回到河北老家三河。
然而，關於他本人和作品的爭議卻一直未斷。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出版，有評論家認為，浩然依舊在用文革時期的主流思想來表現50年代的“路線鬥爭”，在藝術表現上並沒有什麼成就。也有人認為，時代在進步，應寬容看待《金光大道》的重印和發行。
更大的爭議出現在1998年，浩然接受《環球時報》採訪。在訪談中，他談到自己準備寫自傳，要“說清楚”自己“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並表示，自己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後悔；相反，為它驕傲，“我最喜歡《金光大道》”。此外，他認為自己在文革期間，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我想我是一個奇跡，亙古從未出現的奇跡。這個奇跡的創造者是中國農民。”這些說法，在當時引起了文化界的強烈震動，一場新的“浩然爭議”隨之而起。
2000年，浩然用口述的方式完成自傳《我的人生》。
在淡出文壇的近20年時間裏，浩然依舊勤奮寫作，《蒼生》、《樂土》、《活泉》、《圓夢》等長篇小說的發表雖也引起過文壇關注，但終究沒能再現昔日的風光。屬於他的輝煌時代過去了。
他開始悉心為普通的文學愛好者做實事，後來這被他稱為“文藝綠化”工程，他倡導成立三河文聯，親自擔任文聯主席，並創辦了文學刊物《蒼生文學》，為熱愛文學的普通人搭建平臺。
記者在採訪浩然的家人時了解到，他生病期間，不斷有業餘作者前來探望。有個來自河北廊坊的讀者剛好在浩然家中，他在電話裏告訴記者，他清楚地記得自己與浩然初次見面的情形，也記得他如何指導自己創作。這個讀者常常自費去北京的醫院看望浩然，請他的護工吃飯，希望老作家能得到最好的照顧。
浩然病逝後，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金炳華，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北京作協駐會副主席李青等前往他家中弔唁，正在外地出差的北京作協主席劉恒也託人送上了寫有“浩然前輩千古”的花籃。浩然的子女告訴記者，還有許多他們素昧平生的讀者和業餘作者專程前來。記者的採訪不時被電話和前來弔唁的人打斷。他的子女說，作為家屬，他們特別感動，從事著與文學無關的職業的他們，能從這些側面更好地了解父親。
斯人遠去，在未來很遙遠的歲月裏，我們該如何看待那段特殊的文學史？在今後的中國文學史上，浩然到底會處於怎樣的位置？人們對他將作出怎樣的評價？這或許才是人們更應該關心的問題。
生平事跡
1932年3月25日，出生於河北開灤趙各莊礦區。
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10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64年10月，調入北京市文聯，成為專業作家。
1964年9月，1966年3月、5月《艷陽天》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先後出版，在全國文學界和農村引起強烈反響。
1971年5月，停筆5年後，從下放的京郊農村調回北京重新開始文學創作。
1972年，出版第二部長篇小說《金光大道》(第一、二部)。
1974年，被江青“親自委派”到西沙群島前線視察，創作中篇小說《西沙兒女》(正氣篇、奇志篇)。後又奉命視察大寨並寫成報告文學《大地的翅膀》。
1976年9月，成為文學界唯一參加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代表。
1979年，參加全國第四次文代會。
1986年冬，到河北省三河縣段甲嶺鎮挂職、創作。
1988年，與夫人一起在河北省三河縣城定居寫作。同年長篇小說《蒼生》出版。
1990年，三河縣(1993年撤縣設市)文聯成立，任主席，開始推進“文藝綠化”工程。
1989年、1993年、1998年三部自傳體長篇小說《樂土》、《活泉》和《圓夢》先後出版。
1974年電影《金光大道》海報
晚年的浩然內心有難以排遣的孤獨，他常用"不足為訓"來形容自己曾經的寫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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