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懿紅
很遺憾，我是文藝批評隊伍中一員馬前卒。這些年來，我寫了一些批評、論文，並在此過程中逐漸確立了自己的批評立場。一切似乎步入正軌，但我忽然發現，那些曾經被我五體投地仰慕、佩服的批評家們，那些曾經被我無條件接受並信奉的西方理論、教條，已經變得面目可疑。甚至對自己以前所寫的文字，以及那些曾經饒有興味的理論探索，也都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和厭惡。反思自己的批評，我覺得有必要寫出一份檢討。同時，我也希望借這份檢討，對當前批評界存在的嚴重問題提出自己的批判。因此應當說，這是一份批評家的檢討書。
這些年來，隨著文學淡出社會生活領域，無論作家還是批評家，都在體會一種邊緣化的失落感。從尋根文學開始，文學的自我炒作愈演愈烈。批評界推波助瀾，掀起一次次貌似激進的話語革命。當吹捧、歌功頌德的批評不再容易吸引眼球的時候，罵派批評、酷評、症候批評就取而代之，風行一時，推出一代代批評界的明日之星。文壇活動家們組織出版《十作家批判書》、《十詩人批判書》、《十博士直擊中國文壇》等批判系列，大氣磅薄為20世紀中國文學寫悼詞，近年來又有很多大牌批評家長篇大論，指責當下文學創作存在的種種病象、症候、窘境和問題。於是人們欣喜地歡呼:批評正在恢復應有的尖銳性、思想性和獨立性，這才是批評的真諦，這才是批評家的風骨！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如果剝離那層誇張搶眼的化粧，裸露其內在的批評立場，這些貌似尖銳的批判性評論，大都會呈現出怯懦、騎墻、猥瑣、不倫不類、不中不西的真面目，讓人大失所望。由於在批評界有些歷練，我自信能夠破除文字的魅惑，射中批評家的腳後跟。在我看來，似乎恢復了批評品格而活力倍增的批評界，恰恰暴露出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而最嚴重的問題是:缺乏政治良知、社會責任感和問題意識，喪失民族性和原創性，玄學傾向，冬烘氣，洋涇浜化。或避重就輕，隔靴搔癢；或癡人說夢，大言欺世；或崇洋媚外，迷失自我——這就是批評界的某些怪現狀。
一直以來，批評家要求作家把握時代精神，寫出傳達時代情緒的經典之作。應當承認，這的確是古往今來一切偉大作品必備的品質。然而，這也反過來要求批評家首先必須深刻把握時代精神的內涵，敏銳發現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問題，獨立思考，敢於對現實發言，並樹立對社會、對文化、對民族、對人類的崇高理想，熱烈呼喚、積極推進理想的實現。這種積極進取、從介入現實出發去追尋夢想的批判立場，才是真正革命的批評立場。然而目前我們的批評，恰恰缺乏這種揭示時代精神、指斥時弊、促進改革的政治批判與社會批判的勇氣和眼光。具體而言，即突出表現為缺乏政治良知、社會關懷和問題意識。我始終認同美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理論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觀點:政治視角是一切閱讀和一切闡釋的絕對視域。在民主政治尚未完善、政治體制改革急需深化的當代中國，更是如此。胡錦濤的十七大報告專辟一章論述“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問題，可見黨中央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關注。思想家、哲學家、神學家可以超越現實尋找精神昇華、心靈救贖之路，而文藝批評家卻必須保持強烈的現實關懷、清醒的問題意識和尖銳的政治批判性，這才是批評家道德良知的集中體現。因為只有這樣，文藝批評才能引導文藝創作實現價值的最大化——作為鏡像化的時代精神促進民族反思，推進社會進步，倡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進而追尋人類永恒夢想。文學是時代的記錄，是形象化的歷史，文學的基本向度是社會現實。因此批評家也絕不能脫離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環境而淩空蹈虛，用宏大、高尚、神聖的話語，來給鮮活涌動的文藝創作下套。可是當下批評界的流行話語是什麼呢？大致集錄一些來看一看吧:終極意義，永恒價值，終極關懷，精神救贖，道德理想，倫理力量，苦難意識，超越性尺度，精神境界，精神真實，精神高度，生命感覺，存在的本質，良心的向度，人性的深度……等等。這些超越政治意識形態局限性的當代批評話語，無疑展現了廣闊的、深遠的、多元化的文化思想視野，標誌著整個時代的社會民主進程、文藝創作的高度自由。然而問題是:追求文藝的人類性價值、超越性精神向度，不應成為遮蔽現實性的迷思。如果批評家喪失基本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敏感性，對社會現實麻木不仁，批評也就喪失現實針對性這一最具活力的批評基礎，無法完成思想的深度建構。可悲的事實是:當王小波、莫言、閻連科、趙德發等優秀作家勇敢地揭露時弊，推進民主政治，追尋人類理想的時候，批評家卻裝聾作啞，顧左右而言他，用冠冕堂皇的話語把尖銳的、現實的、批判性的政治立場，導向安全的、平滑的、終極性的審美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批評無疑充當了靈魂的麻醉劑。尤其是某些用基督教神學思想批判魯迅的批評家，更是忽視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核心問題，越過思想啟蒙、民主革命走向天國，借魯迅為自己舶來的理論墊腳。這究竟是逃避矛盾的懦夫行徑，還是販賣思想的冬烘氣？無論是發現問題的敏銳、揭露矛盾的勇氣，還是抵達真實的深刻、追問意義的執著，魯迅都不愧為時代的巨人。而神學批判對魯迅的誤讀和曲解，恰好暴露了自己大言欺世的淺薄和避實就虛的滑頭。這種玄學化的批評，在當今中國的現實生存境遇中，暴露出拔著自己的頭髮上天的可笑與可悲。還有一種批評，則揪住作家文字表達、甚至標點符號中細枝末節、雞毛蒜皮的小問題大做文章，比小學教師還細心，比語言學家還刻板。另外，還有不少批評家集中火力對性描寫、暴力傾向進行道德審判，卻有意忽略相關作品在反思歷史、批判現實方面的政治良知和思想衝擊力。此外，還有大量批評打出抵制商品化，反對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反抗金錢腐蝕，堅守人文價值的旗號。從文化反思的角度看，這當然沒有錯。問題是，這種超越商品經濟的批評立場似乎忘記了至關重要的一點: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此同樣喪失了發現時代重大問題的洞察力。
文藝批評的另一傾向是喪失民族性和原創性。考察當下文藝批評，似乎都在尋找精神資源、支援意識。而批評家們開出的藥方無一例外來自西方，取自異域。存在主義過時了，後殖民主義開始流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氾濫成災了，文藝復興、古典主義捲土重來；英美文學病了，俄羅斯文學雄風再起。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美學理論，在批評家筆下只剩下了只言片語的尋章摘句甚至斷章取義，似乎只是一種裝飾性的點綴，用來炫耀自己的國學功底。今天的批評家，很多頂著博士、博士後、博導的頭銜，其文章也就更多體現出學院派特色:不引用就無法顯示淵博的學識。於是離開引言就不會說話，評論變成了一件滿是補丁的百衲衣。對照新時期以來的文藝批評和五四時期的文藝批評，不得不承認一個可悲的現實:將近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並沒有形成中國特色的文藝思想理論體系，我們的批評標準仍然是西化的，我們的批評話語仍然是洋涇浜式的。中國文化精神的衰落由此可見。如此批評，如何承擔十七大提出的“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歷史重任？
以上思考，基於一個文學工作者、一個評論者的切身體會。也就是說，我自己也是一個怯懦的人。我的批評也同樣從邯鄲學步、掉書袋開始，經歷過純文學派、玄學派、學院派的話語轉化，最終發現:這種淩空蹈虛的努力使批評喪失了銳利的鋒芒，不能切入社會現實的核心，從而也使終極性的意義追索失去支撐。因此，我真誠呼喚一種直面現實，表現出充沛的政治良知、社會責任感和民族自覺，從社會生活的核心問題入手，切實推進社會進步，促進民族文化繁榮興盛的批評立場。這種積極介入的批評才是時代需要的批評，才是真正勇敢的、革命的、有力的批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