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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海
一、邊緣化問題 拿某一個歷史時期詩歌雜誌的讀者與發行量跟當前相比，是不可比也不能比的。現實地而不是“歷史地”來看，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又會發現:1.新詩寫作的新苗不斷涌現，從詩歌獎項、不同版本的詩歌年鑒來看，涌現出來的詩歌新苗，大大超過五六十年代，就作品的多元向度來看，也大大超過了八九十年代。2.各地層出不窮的詩歌活動，是自新詩誕生以來，九十年中最為輝煌的時代，詩歌節已經成為各地競相爭辦的一個高雅的文化活動；各種不同類型的詩歌研討會，特別是“盤峰詩會”等具有學術性詩會的召開，讓詩歌自身與詩作者更自覺、更深入地探索新詩的創新、發展與如何融向本土化的問題。3.詩歌名刊推出具有自己特點的首席詩人與作品，預示著中國新詩走過九十年艱難歷程後，不是滑向邊緣，而是朝著一個新的更高的方向去發展。4.網路詩歌與各種民刊自覺發展與大幅度地遞增，加固和擴展了中國新詩的陣地，雖然有巴赫金“大眾狂歡”之嫌，說明新詩寫作的興旺，是不爭的事實。5.在詩人徐志摩、穆旦的家鄉海寧，詩人更是幸運的，他們所到之處受到普遍的尊敬，詩人們自發聚集詩歌沙龍。政府也慷慨解囊，一個徐志摩詩歌節就花去百萬元。現實地看當前詩歌境況，中國當下新詩寫作的現狀，應該是“貌似邊緣，實據重鎮，看似平淡，實則熱烈，紙網並進，渾然一新”。
二、詩歌的新元素 “慾望”、“遊戲”與“無意識”成為當下詩歌創作的新元素，這一是與解構主義有關。解構經典從創作者文化心理來說，也是一個必然，因為純文化心理其實是沒有的，每個詩人的文化心理總有比例不同的個人的生理因素攪拌在內，而作為創作者的個人生理因素之重要特徵，就想創新，創新的歷史顯示著解構經典的可行性。其二是當下文化的大趨勢是快捷與淺閱讀相結合，浮躁與功利性相結合。事實上，不少詩作者既乘著網路與民刊的東風，大肆揮霍他們的詩歌，卻又總是游離于社會日常主流的或深層的主題，進行淺層次的寫作，相對的繁榮同時也掩蓋了詩歌本身的質地與精神的下墜。這就使得“慾望”與“遊戲”在詩歌創作中的提升明顯加大，“無意識”派生的隨意口拈式寫作，也就自然性地涌出。“慾望”、“遊戲”與“無意識”地大肆膨化，導致了詩歌深度的消解。對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審視，對生命意義的現代性追問，對人的生存狀況的人文價值的勘查，對人的靈魂的審判批判，無疑被這新的元素淡化甚至淹滅。不幸的詩歌，充塞著淺薄的歡娛與任性的無聊。
三、語言狂歡與詩之高雅 語言狂歡的起因在於遊戲，它的好處是能喚起眾多人士對詩歌的關注與參與，特別是對被紙質刊物取捨標準所冷落的業餘作者。同時，它也能讓詩歌又一次走進尋常百姓家，成為老百姓們生活詩化的一種大眾文化現象。但我們又不得不看到詩是高雅藝術之一種這個特定的文化現象，當她被大肆普及而不是適度普及時，就會淪為一種說教的工具而非詩化。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趙麗華的“梨花體”。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跟帖著學，為什麼會成為一起鬨動詩界的新聞(或稱運動)，除了上述“元素”導致的語言狂歡，舉旗者本身耽溺在毫無生氣甚至有點麻木的生活狀態中，說明昔日詩歌的健將而今因諸多原因，已暫時跌入一個衰落的時期。這是由她現時“玩家”心態導致出的一種短暫的語言狂歡的泡沫，無庸諱言，趙麗華們當前缺乏的正是真情和宏大的人性關懷。
當前詩歌創作的另一面，還涉及到詩歌語言偏執地去寫生或寫真肉體，把詩美降格為動物性的體驗，想當年T.S艾略特的《荒原》引進中國，在詩界曾引起多大的震動，那種現實意義上的象徵，高品位的精神支柱與高層次的精神寫作，曾啟示了多少中國詩人以自己的感受衝動揭開了中國新詩的又一頁。然當前中國有不少詩人將淹在平庸生活海洋中喘息時吐出的泡沫當成詩。以自己缺鈣缺鋅的姿態去描述大地上的花鳥，夜空裏的星星，如同大道上的塵埃茍且于俗世，虛脫了作品中審美理想的堅硬內核。
四、“民間性”與“底層寫作” 有幸讀到《文學評論》第5期上張清華談“非文學性”之詩歌寫作時，引起共鳴。他談到“民間性”與“底層寫作”的美學說，“巴赫金說，拉伯雷的‘非文學性’某種意義上即是他的‘民間性’”具有“貶低化，世俗化和肉體化的特點”。當下中國詩歌的寫作，這種現象的主要傾向隨處可見，這就無形中嚴重地影響中國新詩健康發展與品位提升。而底層寫作的非紙質化“泛寫”與某些編輯選載民刊詩歌的情緒化投入，更加重了這種危險性，這也是每個真正獻身詩歌創作，把詩當作事業來做的詩人們焦慮的病灶所在。我們在這尤其要提出的是生活積累。作品與作家生活積累的關係，既是時間的，又是空間的；因為文學有她自己獨特的審美性，所以生活的積累就應該是動態的、多元的，而不是以淡出生活而顯示自己的“高姿”。它並不只是一個時間累積的概念。這也正是“艱難的寫作”。詩與詩的高下，正在於生活化積累于語言的新說與意象的創新，是一個怎樣把樹和草、人和事及其生活特徵、詞語邏輯與思想內涵有別於從前的新鮮之吟，可人之唱。
五、古體詩詞與新詩互補的問題 新詩是舶來品，但新詩又不是絕對的舶來品，因為從語言學上來講，語言的進化是歷史的必然，白話替代文言也是時代之所需，在講新詩受西方文體影響的同時，我們也常常忽略了這麼一個事實，新詩發展中它很注意吸收本土民間白話口語。而就在這語言進程中出現的(學習來的)新詩，其實又不能不看到中國古典詩詞的迷人韻律與精雕細琢的詞句。甚至一個字一個詞蘊含多重意思。比照當下新詩的浮躁寫作，實在有必要向古典詩詞學習，但這種學習又不是誰跟誰的問題，而只是個借鑒。我們這一代詩人要擔當的，是注重母語，分析漢語特徵，特別是從中華古典詩詞中去尋找“創作心理”與“用詞規律”，然後把它帶到新詩創作的過程中，磨合出一個新的、好的方法。當然，這極有可能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說法。因為這和前一階段中國文論的“現代轉換說”一樣，容易擱淺，因為“怎麼轉換”的現實層面的操作，至今尚未找到一個潤滑愜意的通道。
六、評介者的立場 只要真心去翻檢詩歌專業刊物，或蒐羅一些民刊和網路上的詩歌，便不難發現，當前詩人與詩歌在“難度寫作”中仍然有他們的創新與突破，這一是深掘人性上的拓展，二是生命體驗中人文關懷的詩意顯現。其中，語言上有二個明顯的特點:淺白的更淺白，深奧的更哲理。但由於詩歌刊物發行量與幾個歷史時期相比的大起大落，新的銳變改革的舉措在詩中不斷地加劇，不願深入理解內情的人，便對當前的詩歌創作與發展作出了消極的“邊緣說”。其實，對於當前詩歌創作評價的問題，對於當代詩人怎麼看的問題，“邊緣”說是隔一層的心理障礙所致，同時，更是一些讀者審美水準所致，一些讀者跟不上對新詩發展的理解性閱讀，一些原本的詩歌愛好者，甚至是一些研究者，還站在原有(七八十年代，甚至是五六十年代)的審美欣賞角度、水準去看待和評介當下的新詩，當然就無法與詩人進行真正的心靈溝通，更談不上產生審美的共鳴。責任不在詩人，而在固步自封的讀者。
“天下有好詩，期待知音多”——我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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