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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 阿毛
霍俊明:你的一些詩作近年來曾引起了一些爭議，如《當哥哥有了外遇》所引起的廣泛而激烈的爭議，那麼當這已經成為過去，現在你怎麼認識這些相關的論爭？
阿毛:這首詩的成因，我在前面提到過。它確實是我寫作中的一個意外。但這個意外是那麼的有力量和打擊力，是我根本沒有想到的。我在這首詩中反映了一種社會現象以及這種社會現象中當事人的反應，沒想到它觸怒了這種社會現象中的男權，更沒有想到它會捲入“新詩有無傳統”及“口語詩是不是詩”、“是口語詩還是口水詩”的爭論。
這首詩最早見於2002年第3期的《詩歌月刊》。此後它不斷被各種詩歌選本轉載，也經常被談到是一首好詩。但沒想到它從2003年5月到2004年底一直捲入“新詩有無傳統”及“是口語詩還是口水詩”等的爭論中。當時有不少我並不熟識的詩人、詩評家紛紛著文來評論這首詩的“好”。正是這些論爭，讓我確信:這首詩是“一首相當有力量的詩，一首優異的口語詩”，我個人詩歌寫作上一首重要的詩。
這是新世紀以來，我的詩歌寫作所處的一次大的爭論。其實早在2002年12月的《槍挑湖北詩壇》中我遭到過署名為“程咬金”——實則是一小部分具有江湖霸氣的湖北詩人——的惡評。這次的“槍挑”讓我憤怒的是他們採取的雙重標準——即對同仁的一個標準，對異己的另一個標準；還有一個讓我憤怒的原因他們並沒有讀過我2000年以來寫的詩——《女人辭典》、《午夜的詩人》、《愛情教育詩》……以及這首《當哥哥有了外遇》的詩——就對我全盤否定。有詩人對我說:“……阿毛，你看有了那次‘槍挑’後，你的詩歌變化多大啊，那首《當哥哥有了外遇》寫得很好啊！”我回答說:“你弄錯了。這首詩是我在‘槍挑’之前就發表在《詩歌月刊》上的，是2001年寫的，在‘槍挑’的一年前寫的、大半年前就發表出來的，不信你可以查一查當年的《詩歌月刊》。”
插入這些內容，我只是想證明:我個人的改變是內部的，自覺的，而不是外力的。同時我也想表明:不管我們採取什麼樣的姿態——或進入小圈子，或遠離詩壇——說不定又會有什麼槍子掃過來:全都是因為在場，因為你在寫；或者你曾經在場，曾經寫。
現在，我對任何爭論只有一句話:你們罵你們的，我寫我的！
也許它們在短時間內可以奪走我的嗓音，打擊我的信心，但是永遠奪不走我的道路。
霍俊明:近年來你在文壇上已經產生了越來越廣泛的影響，而我看重的是你的多重性。你的寫作同時在詩歌、小說、散文之間展開，你是如何均衡這些不同文體之間的寫作的？
阿毛:以前我寫作詩歌、小說、散文的日子還是有很明顯的時間段，即某段時期集中寫詩歌，某段時期集中寫小說，散文一般在詩歌寫作向小說寫作的過渡時間段寫。而現在，我有時候一天都可以寫三種。以前一年之內要完成的文體轉換，現在我一天之內都可以做到。這種轉換除了我的心境、情緒與思考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一種文體的材質、內容觸動了另一種文體。舉個例子吧，2001年終被約寫個中篇，可當我寫了2000字左右後，為這篇小說定題目時，突然就劈劈叭叭地寫成了那首《當哥哥有了外遇》的詩。這一轉換在我個人的寫作史上稱得上是奇跡。我就像一個裁縫，抱著做一襲華麗旗袍的打算，卻做了一條惹是生非的超短裙。全然不顧這件超短裙上還有小說和散文的墨線。後來的反應證明，正是這最初的去不掉的墨線成就了這首詩。由此我發現，小說和散文寫作根本就不會影響到詩歌，它們更多地促進了我的詩歌寫作，給我的詩歌寫作帶來了新的元素和素質。而詩歌寫作也會反過來引導我的小說和散文寫作，幫助我更好地處理它們的語言和結構。
霍俊明:你認為目前女性詩歌是否與80年代甚或90年代有著不同的質素和轉變，在你多年的詩歌寫作中是否也有著某種變化，儘管不可否認你的詩歌寫作一直有一種連貫的質素，比如強烈的主體意識和時間感。
阿毛:目前的女性詩歌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肯定有著不同的素質與轉變，這是無可置疑的。但在女性意識與性別立場上，仍然有一種本能的、潛移默化的傳承。早期翟永明詩歌中的女性意識與性別立場，至今仍然是對中國女性詩歌的精神成長史最為完整與最有力的貢獻。它影響了一大批後來的女詩人。其實，女性意識與性別立場在女人這裡，更多的是一種天賦的本能。可是在女詩人的詩歌中卻構成一種非凡的藝術震撼力。翟永明、伊蕾的很多詩歌就是最有力的明證。新世紀的女性詩歌中的女性意識與性別立場似在淡化，其實是已經深入骨髓，或者說根本就是長在骨子裏的東西，這種深這種長令女性意識與性別立場在女性詩歌中散發出自然與親切的光芒。所以，我從來都不主張“無性別寫作”、“中性寫作”。優秀的寫作者就是要寫與生俱來的差異與不同，並於差異與不同處寫出人類的共性。
但我們不能就此無視目前女性詩歌不同於以前的素質與轉變。僅就我自己而言，雖然強烈的主體意識和時間感一直貫穿了我的詩歌寫作，但我的變化也是相當明顯的。我的詩歌創作大致可用三個時間段來劃定。第一個時間段是1988年至1992年，第二個時間段是1993年至1997年，第三個時間段是2000年底至今。前兩個時間段的作品分別收錄在《為水所傷》、《至上的星星》這兩部集子裏。前者是飽蘸激情的青春期寫作，它的意義就是對青春期紀念。後者其實是一個女人、一個女性寫作者的詩歌傳記——一個人從女孩到女人、從女人到女詩人，從女詩人到一個超越性別的思想者的成長史。這兩個時間段的詩歌變化，其實更多的是表現在寫作內容的變化，寫作風格的變化並不很大。用六個字來概括:激情、高蹈、“向內”(張桃洲語)。1998年至2000年我基本上沒寫詩，寫了一些散文和小說，但對詩歌的思考並沒有停止。2000年底，以《女人辭典》為開始，寫了一系列個人詩歌寫作史上的“鴻篇巨制”，包括《午夜的詩人》、《我和我們》、《愛情教育詩》等等。這些大都是那種驚濤駭浪似的詩風。一直到2004年初，詩風由“驚濤駭浪”轉變為“靜水流深”了。這段時期我不再追求詩歌創作中那些驚濤駭浪的，或者堅硬的素質，而是用靜水一樣安靜而平緩的詩風，用時光賦予的柔軟嗓音，去歌唱去撫慰生命流程中的美麗與疼痛。“靜水流深”是我要達到的另一種創作境界。把詩歌的創作重點由陌生的語感或形式感的創新上轉向與熟悉而自然的契合；潛入生活的細處與底部，自然舒緩地寫出日常生活中的樸素與平實。
霍俊明:你的生活和詩歌甚至是文學寫作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在你的生命歷程中，詩歌與個體、詩歌與時間是怎樣的關係？
阿毛:我的生活是被思考、閱讀與寫作充滿的生活。具體到每天，思考佔最多時間，一種是因為閱讀與寫作而產生的思考，另一種就是亂想，無邊際的想，詩歌往往就是在這種亂想、無邊際的想中產生。一天中，如果我沒有寫詩，我也必定思考過詩、或者閱讀過詩。不然，我會有一種強烈的空虛感——覺得這一天都白過了。詩歌在我的生活中，就像是我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氣、喝的水、穿的衣服。當然詩歌不是物質的食物、空氣、水和衣服，但詩歌肯定是我的精神必需品。
詩歌對他人可能是無用的，對我來說，是絕對不可缺少的。我很難想像自己沒有詩歌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那一定是物質生活沒有情趣，而精神生活委靡不振，活得沒有方向沒有指望，現在和未來都暗淡無光，……。
這是不容置疑的:生命太脆弱而敏感，時間強大而無情。我認為所有個體生命最強大的敵人，不是別的，其實就是時間。我對時間相當敏感——我對滾滾向前的、強大的東西，總是很敏感——而對脆弱的、善於懷舊的生命，總是心生悲憫。所以，我會有這樣的感嘆:“讓我們受傷的不是彼此，是時間。”會有這樣的努力:“我們時時刻刻都在時光中，感受它的流逝。它是如此的強大，而個體的生命卻是如此的脆弱。儘管如此，我們仍要在時光的河流中跳出好看的浪花。”“跳出好看的浪花”具體到我自己這裡，其實就是用寫作來保護和拯救脆弱生命的一種努力、對抗時間的一種手段——所以，會有這樣的一本詩集，名字就叫做《我的時光儷歌》。
霍俊明:目前有一些爭論認為90年代以來的詩歌寫作尤其是更為年輕一代人的寫作已經“遠離了時代”，你對這種說法有著怎樣的看法？你理解的“時代”和“現實”是什麼，或者說在當下的時代詩人和現實有著怎樣的關係？
阿毛:我認為90年代以來的詩歌寫作尤其是年輕一代人的寫作太緊跟時代了，跟時代距離太近了，從反對“高蹈”、“形而上”的極端，滑到“時代”與“現實”的泥潭中這樣一個極端了。我們看到的好多詩歌，包括很多人認為的優秀詩歌，很大一部分都是極其現實的、極其瑣碎——瑣碎的情感、瑣碎的經驗……的羅列與堆積，極其的“形而下”，我們看不到詩人的靈魂和詩歌的靈魂。我非常贊同佛羅斯特面對為什麼寫詩的問題時的回答:“寫詩是為了關心靈魂的未來。”如果失卻這一點，詩歌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認為，詩人應該與現實保持一種恰當的關係，當然這種恰當要詩人自己去把握。恰當與否，又往往與詩人對現實的認知能力和藝術表達能力等有關。
阿毛: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武漢市文聯專業作家。著有詩集《至上的星星》、《我的時光儷歌》，中短篇小說集《杯上的蘋果》，長篇小說集《慾望》、《誰帶我回家》、《在愛中永生》，散文集《影像的火車》，詩文集《旋轉的鏡面》等。作品入選多種文集和選本。包括在詩壇獲得很大反響的《當哥哥有了外遇》、《午夜的詩人》、《愛情教育詩》、《女人辭典》等詩。其中《當哥哥有了外遇》因其“新鮮的口語和銳利的鋒芒”等被捲入“新詩有無傳統”“口語詩是不是詩”的爭議中。此爭議從2003年5月一直持續到2004年底。被相關媒體稱為“2004年最重要的詩歌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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