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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崇軒
今天，我們還需要花大力氣、下大本錢，去發現和扶植底層社會的文學作者嗎？從一貫的文學傳統看，從特有的文學體制講，似乎不難回答:當然需要。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漸漸被變動的時代和浮躁的文壇給淡化了、遮蔽了。試想想，現在出版社、期刊社的“白領”編輯們，還有誰去關注下面那些可憐巴巴的文學青年？廣大的底層社會，孕育文學苗子的土壤還存在嗎？一上一下兩頭生變，扶植底層作者還不成為一句空談、成為一個問題嗎？
時下的文學真是繁榮了。都市生活、官場內幕、歷史煙雲、民情風俗、神話傳說、婚愛活劇……題材內容包羅萬象、無奇不有，人類生活涉及的旮旮旯旯，都被作家們盡收筆下。莊重的現實主義、典雅的古典主義、飛揚的浪漫主義、詭異的現代主義，以及魔幻現實、黑色幽默、意識流等等，古今中外的種種表現方法和手段，都悉數拿來、各顯其能。老一代、中一代作家還在不懈堅持，更年輕的70後、80後，又一批一批涌現，我們的作家隊伍也年輕化、知識化、白領化了。但是，在這一台精彩的文學盛會中，我們不難發現，來自廣大的底層社會的內容太少了，來自普通民眾的“代表”幾近缺席了。這臺盛會是城市人操辦的，也是演給城裏人看的。我自然知道，在當下的文壇上，依然有關注底層社會的作家，也不缺乏表現底層民眾的作品。譬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關仁山的《白紙門》，是描寫現實農村變革的。譬如劉慶邦的《紅煤》，是反映煤礦工人生存現狀的，均是現實主義力作。但這樣的作品實在太少，摻雜在浩蕩的文學潮流中，真有點滄海一粟的感覺。近年來還有不少很火爆的作品，如賈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勞》、鐵凝的《笨花》等，雖然寫的是農村生活，但焦點不是現在，而是歷史。以上說的是長篇小說，中篇、短篇小說的情況也大抵如此。報告文學、散文、詩歌的創作，似乎還不像小說樂觀。更讓人焦慮的是，現在有相當一部分反映底層生活的作品，其思想、情感以及形式、語言等，越來越城市化、精英化了。城裏人也許覺得耳目一新，底層讀者卻感到雲裏霧裏，於是乾脆拒絕閱讀。可以這樣說，現在的文學整體上“懸浮”在城市，已與底層讀者“風馬牛不相及”了。當代文學逐漸喪失了把握底層社會的能力。
造成這種文學狀態的因素也許很多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如果用“順藤摸瓜”的辦法，根子也不難找到。作品是作家寫出來的，有什麼樣的作家群體，就會生產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在現有的作家隊伍中，中年作家自然是中堅力量。他們有的來自城市，有的出生鄉下，大部分是新時期初、中期登上文壇的，現在已是“天命”甚至“耳順”之年了，對當下的底層社會漸漸隔膜了。而在新生的龐大的青年作家群體中，多數出生、上學、工作在城市。也有一少部分出生農村，通過上學進入城市、上層，雖然“故鄉還在心中”，但人卻是陷在“圍城”裏了。那種仍然生活在貧困的農村、艱難的廠礦中的青年作家，我沒有作過全面的調查，肯定是少而又少了。底層作家這一方陣正在不斷縮小，後繼乏人了。底層社會本來就是一個沉默的世界，沒有人為它敘述、代言，它怎麼能凸現出來、發出聲音呢？
歷史的經驗(包括反面的)值得回顧。關於“十七年”文學，近年來成為重新解讀的“熱點”。有一段時間把它說成“豆腐渣”，現在又說是“一朵花”。我倒以為這是一個精華與糟粕共存、價值與局限兼有的文學時期。這是一個被稱之為“工農兵文學”的時代，他的病症在於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在突出主流文學的同時壓抑了多樣化文學，在表現方法上設置了過多的清規戒律。我們不必把這一時期的文學估價太高。但是，它的卓著成就和獨特貢獻，就在於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人民大眾的文學，象徵國家形象的文學。為了建構這樣一種文學，國家在發現和培養工農兵作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眾多知識分子作家，付出了痛苦的代價和艱辛的努力。讀一讀當時那些“紅色經典”，你可以強烈感受到急風暴雨式的時代變革，作為社會主體的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作家、作品與民眾達到了一種血融于水的境界。
“新時期文學”是要努力告別“當代”，回歸“五四”的，但它也承襲了“十七年”文學的諸多觀念和做法。在文學的表現對象上，基本上是以底層社會和底層民眾為主的。在作家隊伍的建構上，特別注重從基層發現和扶植文學新人。十年“文革”，在農村、工礦“儲備”了大批的文學青年，整個社會和文學的“復蘇”，為這批人的脫穎而出提供了最佳契機。現在五六十歲的“重量級”作家，哪一個不是這時走上文壇的呢？當時的扶植措施也很有效，只要你發表了幾篇好作品，顯示了一定的才華和潛力，不管地位、身份和學歷，就能得到重視和培養，直至破格提拔，進入文學體制。正是當時的老一代作家、“歸來者”作家和新生的青年作家，構成了一個人才濟濟、前呼後擁的作家隊伍，共同描繪了那個時代底層的社會生活和民眾的生存狀態。當時的出版社、期刊社的文學編輯，對下面的文學新人，有一種很樸素的感情，把對他們的扶植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記得《人民文學》、《上海文學》、《青年文學》等名牌期刊的編輯，不請自來，常常跑到山西的縣城、甚至鄉村，找那些剛露頭角的文學新人，交朋友、談創作、改稿子，一步一步把這些文學新人引進“藝術殿堂”，直到他們走向全國成名成家。至今想來，依然讓人感動！
我們的作家隊伍陣容壯觀、人才薈萃，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底層作家，似乎無足輕重。但是，底層作家代表的是一個更廣大的社會和更龐大的人群，沒有他們強有力的聲音，我們的文學豈不就變質了、變味了嗎？
3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人們越來越理智地認識到，在中國金字塔式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居於最下層的依然是佔人口總數80％以上的工人和農民，他們用勞動、血汗甚至生命，支援、推動了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但卻在物質和文化上依然是一個弱勢群體。沒有底層民眾經濟上的富裕和文化素質的提升，就沒有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和全民族的自強自立。而要改變這種現狀，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歷史。但底層社會和底層民眾，向來是一個沉默的世界，它缺乏表述的能力，也沒有表述的平臺。文學是社會的良知和精神的燈火，它理當承擔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言”的使命來。為此，我們一方面要倡導專業作家走出城市，深入民間，把沉默世界的社會和人生展現出來，曉諭世人，贏得關注。另一方面則要努力發現和扶植底層作家，精心培養，提供園地，推出作品，把來自社會下層的源頭活水引入文壇，送向社會。扶植底層作者絕不僅僅是文學的點綴和需要，而是時代、社會、歷史的需要。
我知道扶植底層作者是一項困難的事情。今天的農村、工礦以及城鎮街道，滋長文學萌芽的水土已嚴重流失，人們都在為生存和利益而奔波，精神文化生活日漸萎縮。在廣大的農村，有文化的青年大批涌向城市打工，堅守土地的已越來越少。對於底層作者來說，由於基礎的薄弱、視野的狹窄和環境的閉塞等原因，走文學之路變得格外艱難。但我依然認為，扶植底層作者是可能的。我們的文學傳統源遠流長，不管哪個時代的青年都會有自己的“文學夢”，在農村、鄉鎮、縣城，在工礦、企業、街道，依然可以看到眾多孜孜以求的文學青年，有些已碩果纍纍、成為青年作家。在沿海城市，進城青年組成文學社團，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打工文學”。底層社會在他們手裏，掀開了新的一角。同時我更相信，中國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文學體制，有很強的凝聚和號召力；現在又有了眾多民間的文學組織，其作用不可低估。而發現和扶植底層文學作者，又是我們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因此，扶植底層作者主要是一個理性認識問題，如果我們真正意識到了它的深層意義，其他困難也許不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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