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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何孔周
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中誕生的澳洲華文文學，已經或正在長出幾莖匝地而生的野草，幾枝色彩絢麗的花卉，幾株枝幹挺拔的小樹，形成“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文學景觀。它有著怎樣獨具的特點，跟中國文學、世界華文文學有著如何深刻的內在聯繫；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大格局中，是否也佔有一席之地，擁有歷史擔當……這些問題，都要求研究者在通曉澳洲華文文學的過去、現狀與未來，把握其歷史流變和現實走向的前提下，進行獨創性的文學史書寫，方能予以解答。
將《澳洲新報·新文苑》主編何與懷稱為澳洲華文文學史的拓荒者，或許並不為過。與懷如一個農夫般，戴月荷鋤地拔除雜草，撿拾果實，開墾田地，起早貪黑打理著《新文苑》這一塊有色有香的文學園地，苦心扶掖支援那些進入他文學視野的作者和作品。正是在如此辛勤的耕耘下，澳洲華文文學史被他粗具規模地勾勒出來了。何與懷以自己特有的、雖然難免有一些局限的文學眼光；較為多元、但還不能說是十分通徹的文學史觀，寫出長達五萬字的論文《崛起的新大陸——澳華文學的粗線條述評》，滿懷激情地為澳洲華文文學勾勒出一個璀璨的前景。我也願意為這個老朋友搖旗吶喊，遂寫下這篇文章，算是響應。
跨越洲際和國家的生存環境的變遷，中西文化零距離的直接碰撞，催生出澳洲華文文學中內容形式皆迥然不同的作品
隨著澳洲華人移民數量的顯著增加(已達七十萬人)，華人世界所特有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已經或多或少地被帶到他們的新棲居地——澳洲，並不可避免地與當地主流文化產生接觸、碰撞。跨越洲際和國家的生存環境的變遷，中西文化零距離的直接碰撞，使大批華人移民心中產生巨大震蕩和落差。他們有的陷入失落、焦慮的情緒，有的在新世界目迷五色的現象前流連沉湎，甚至恨不得把身上所有中華文化的痕跡一股腦兒沖淡或抹殺；也有人難以忘卻早已沉積在生命和靈魂中的中華文化血脈。諸如此類種種，都催生出內容形式皆迥然不同的文學作品。
在這些作品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那種“在新世界目迷五色的文化現象前流連沉湎，甚至恨不得把身上所有中華文化的痕跡一股腦兒沖淡或抹殺”的文字宣泄。這些作品乍一看性感刺激，但再仔細掂量，就會覺得膚淺無聊。有些作者，中華文化的浸潤本就不深，西方文化的習染也很淺表，因此作品從內到外都呈現出既無中國根底，又無西方特質的“浮萍”感覺。
文學創作有時回避不了對情愛的刻畫描寫，但這種描寫不是偷窺與展覽，而應有一定的社會歷史含義。《紅與黑》中的于連與公爵小姐、侯爵夫人的偷情，《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與渥倫斯基的故事，之所以能演繹得那麼跌宕起伏、驚心動魄，是因為作者將故事衝突置放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司湯達對當時法國貴族社會的等級森嚴狀況進行刻畫，于連的偷情因此具有挑戰與破壞當時舊秩序的意義；列夫·托爾斯泰對沙皇俄國上流社會的歷史呈現，也使安娜臥軌自殺的行為，撕破沙皇俄國貴族社會的道德假面具，暴露其踐踏人性的真面目，從而產生動人心魄的衝擊力量。但“浮萍文學”中有的作品專事描寫性愛、追逐感官刺激，雖然適應某些讀者的欣賞趣味和市場需求，畢竟不是文學創作的正路。
真正的文學是不能沒有文化根底的。沒有自身的文化根底，便不會有獨特深刻的文化感覺。就像如果沒有中國的文化環境，就不會有魯迅的《阿Q正傳》。阿Q的“精神勝利法”，成功表現出那個時代中國整個民族的精神創傷和烙印，但阿Q只能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後舊中國浙江未莊那樣封建閉塞的環境裏。若把他放到當時倫敦或雪梨的文化環境中，就斷不會有這個人物的存在。林海音筆下的英子，也只能生活在舊中國老北平的南城裏。從她眼裏看到的匆匆來去的幾個人物——瘋子秀貞、老媽子宋媽、小偷、妞兒，彼此交織成一軸古老而新鮮的歷史生活的風俗畫卷。倘若沒有舊中國20年代老北平南城那樣濃縮著中國文化印記的具體歷史環境，決不會有那樣具有濃郁文化感覺的《城南舊事》。
再從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看，他的自傳性作品《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也體現出文化根底對優秀作品的深刻影響。可以說，沒有伊斯坦布爾特有的文化環境，就不會有帕慕克這段關於“一座城市的記憶”。作為一座充滿帝國遺跡的城市，伊斯坦布爾特有的文化憂傷，早已滲入少年帕慕克的身體和靈魂。作者正是通過書寫個人歷史，寫出這座城市的特質，這裡東西方文化碰撞融合，傳統與現代並生共存，充滿了失落土耳其古老文明後的悲嘆和憂傷。
與這些優秀作品相比，“浮萍文學”既沒有根底，又缺少特質，只能是文學的末路。澳洲華文文學應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努力尋找華文文學固有的文化血脈和底蘊，借鑒並汲取西方文化的人文關懷，才能形成獨立於世界華文文學的澳洲方隊。
當下的澳洲華文文學創作還遠沒有出現那種能在思想上給人以深刻啟示、在藝術上給人以巨大衝擊、足以讓華人世界甚至整個世界刮目相看的作家
當今世界是多元文化並存的時代。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文化，亞洲的東方文化(主要是中華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都在人類文化共生體中承擔著各自的責任。
綿延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確乎積累了極其寶貴和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但這種資源，卻又很散漫地被大量思想文化糟粕所混淆、隱匿、掩埋著。因此，我們首先要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分析、鑒別，分清中華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優長與短劣，弘揚其所當弘揚的，揚棄其所當揚棄的，才能把真正彌足珍貴的思想文化資源挖掘出來，使之與人類文明所認同的普世價值接軌、整合，進而在當今的人類文明演進中做出獨有貢獻。
中華文化是一座寶庫，它不僅鑄就了我們民族的性格和品質，還孕育出無數讓人嘆為觀止的文藝珍品。我常常想，中國的曹雪芹，足以與英國的莎士比亞、法國的巴爾扎克、俄國的列夫·托爾斯泰、德國的歌德相比肩。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衡量比較，他的《紅樓夢》都是文學藝術史上的高峰。澳洲華文文學作為華文文學的一部分，貫通著中華文化的血脈。不管澳洲華文文學作家們秉持著怎樣的主張、見解和信念，都應當有這樣的文化認同感，有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促進中澳文化融合的使命感。
站在曹雪芹、魯迅肩膀上起步的澳洲華文文學，天然擁有著幾千年中華文化的血脈、底蘊和根底，更應融匯中西以強健自己，廣聞博采以豐富自己。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下的澳洲華文文學創作還遠沒有出現那種能在思想上給人以深刻啟示、在藝術上給人以巨大衝擊、足以讓華人世界甚至整個世界刮目相看的作家。但產生這樣作品、作家的環境和條件已經粗粗具備了。如今，澳洲華文文壇上“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作家已先後冒出許多位，深藏不露的作家、詩人也為數不少，思想藝術已趨成熟的老作家、老詩人也很可能厚積薄發，如果能再加強文學刊物的建設，加大文學、文化社團的活動力度，著力開展創作、評論，則具有普世價值認同、又貫通中華文化血脈的文學佳作的出現，還是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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