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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軍
有人說讀完庫切的《福》這本小說，不用閱讀福柯、德里達、利奧塔、哈貝馬斯、薩伊德、傑姆遜等人的作品，也會對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思潮有深刻了解。我倒是覺得應該反過來說，讀過這些思想家的著作後，再看《福》會有比較到位的把握。比起同樣身為大學教授的納博科夫和戴維·洛奇等人，庫切這本小說寫得更加學者味十足，這就是傳說中寫給小說家的小說。
互文性無疑是當前文論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同時也是一些當代小說家所熱衷的創作方法，法國人薩莫瓦約說互文就是文本間的尷尬回憶，假如你把奧威爾名作《1984》中的“老大哥”記成了“帶頭大哥”，這就算一種互文。之於這本小說，“福”並不是那個倒貼在門前的“福”字，而指的是《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而這本小說本身也是對《魯賓遜漂流記》的一種不止尷尬，甚至是毀滅性的互文創作。
它寫的是一個女人因海難而流落到魯賓遜生存的小島，以及其後她與魯賓遜、星期五、以及作者笛福之間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平等和奴役、自由和囚禁、真實和假相等對立的概念一直是庫切關注的話題，而在這本小說中，他無疑通過幾組交叉的人物關係把問題弄得更加繁複。這其中，笛福與“我”、魯賓遜、星期五等人是作者和他筆下人物之間的關係；“我”、魯賓遜、笛福與星期五是主仆關係，同時也是不同種族之間的關係；“我”與魯賓遜、笛福、星期五之間是不同性別之間的關係；“我”與魯賓遜有莫須有的“夫妻”關係，“我”與笛福也發生了性關係，而“我”與星期五，則有一些母子關係的影子。當然，這張關係網再糾結下去會更加複雜，而其中處處充斥著庫切最關注的奴役與被奴役、控制與被控制，這張網基本上已經把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思潮一網打盡。
庫切是一位可敬的作家，首先體現在他對人性的高度關注和深刻洞察上，這使他迥異於許多當世著名小說家，在簡單而快速的工業時代，人性也被打磨得更加輕快便攜，以便不拖累生活前進的步伐，小說家們也將小說視為一門技藝，更多地追求在敘事技巧上的突破，對人性的探討已不再具有如古典文學中那般顯赫的地位。然而，或許是成長背景的影響，庫切卻還像個科學怪人般把眼睛對準已積滿塵埃的顯微鏡，將人性放在不同的試管裏淬煉，觀察它的形態變化，這種堂吉訶德式的執著和守護令人敬佩。
其次，庫切是一個不斷給自己製造寫作難度的作家，雖然他所要探討的話題就是那麼幾個，但是他的每部小說卻都大相徑庭，而且都像轉動地球儀一樣，顯露出問題的不同明暗面，他在每一次寫作中都試圖突破。具體到《福》這本小說，在情節設計上，我的感覺是庫切在不停地把小說人物和自己往絕路上逼，如果“我”到了孤島之後，與魯賓遜和星期五朝夕生活在一起，等待終老，或者最終被解救，這就會成為一部浪漫主義作品，或許還可以起個《一個女人與兩個男人的孤島生活》之類的香艷題目。可庫切偏不這樣寫，他讓魯賓遜在即將回到大陸的時候患熱病死了。如果“我”聽從作者笛福的安排，將“我”的漂流記分成:女兒失蹤、巴西尋女、小島曆險、女兒尋母、母女重逢這樣五個部分，那麼，這部小說就將成為一本傳奇故事，名曰《千里走單騎》。可“我”偏不同意，“我”不願意以犧牲真實為代價來吸引讀者。於是，我們看到《福》這本小說裏實際上有三個作者:“我”、笛福、庫切，他們在不停地爭執，不停地控制與反控制，將小說逼向絕境。
小說的絕境便是小說無法收場，於是小說情節在某處戛然而止，續起的最後一章中，庫切用一種與此前完全相異的詩意筆觸，結合抒情與迷幻，用象徵的手法將這場“敘事的冒險”做了個了結。對於這一手，我並不覺得突然，到敘述結束之處，庫切所要表達的已經表達完了，他並不需要一個“PerfectEnding”，因為那除了迴圈思考之外，對表達並無增益，也與事實不符。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庫切從來就是個“問題”大師，他只負責發現和展示問題，並不負責解決問題，這跟他所喜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不同。
這種面對絕境時的冷漠，以及無力之中的棄絕，所謂的“在不可能性中思索不可能性”，本身已經構成一種後現代力量。只是最後一章如夢般的描寫中為它打上的那層曖昧的人道主義柔光，卻又弱化了它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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