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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華(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我對當下文學創作持樂觀態度
最近這段時間對中國文學的評價各方面的聲音是非常不同的。特別是在去年，有三種聲音特別否定當下創作:
第一，去年5月份在湖北召開的關於作家討論會上，出席這個會議的大多數是思想界的人士。他們對當下文學創作的指責幾乎是空前的，認為當下文學沒有良知、當代作家沒有良心等等，這個批評我覺得在我們文學評論界幾乎難以稱道。
第二，顧彬的“垃圾”事件。顧彬先生說我從來沒說中國文學是垃圾，我只是說當代中國的部分作品是垃圾。但是，在去年12月中國人民大學一個關於漢學的討論會上，他又重復了他的看法說，中國現代文學是五糧液，中國當代文學是二鍋頭，實際上還是否定了當下的創作。
第三，去年10月份左右，有一篇文章，叫《給當代文學洗個臉》，認為當前中國文學已經紅塵滾滾、肉欲橫流、不堪入目，這幾個批評的聲音我覺得是非常嚴峻的。但是我個人不同意對當下文學的這種否定。
對於一個時代的文學的判斷，最重要的應該著眼于這個時代的高端。現代文學史的專家在評價現代文學史的時候，不是關注于紅玫瑰的三角戀愛，他們關注的是現代文學高端水準的作家。對現代文學著眼于高端作品，為什麼到當代文學只看到紅塵滾滾、肉欲橫流呢？我個人認為文學經典的時代可能已經終結了。文學作為一個能夠被大眾接受，並且能夠被大眾認知的時代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但是中國當下的文學起點非常高。
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創新的不可能性
到今天為止，我們作家的主體經驗，還有多少有獨特的地方呢？從現代往後現代看去，在現代主義方面，因為我們每個作家個人的生命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我們找到了經驗，個人的經驗是民族國家的經驗，民族國家的經驗就是支援個人的經驗，給予歷史高度，給予個人力量。我們看看中國的文人，看看這些作品，都可以看到個人與國家所構成的互動的關係，以及一種國家經驗給國家主體所提供的歷史的高度。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現代主義創作的那種獨特、怪異的作品，現代主義時期的作家佔據比較高的位置，同時在理論上、思想上有他的力量和高度。現代時期不可企及的高度就是極端的、怪誕的個人經驗。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代主義的經驗，在今天已經被洗劫了。我們稱之為後現代的消費主義的時代，作家主體還有多少能夠逃離群體經驗的力量和勇氣呢？我們不必要去分析那麼多的作家，只講講中國當今的情況。我們都開始嚮往中產階級的生活，作家都成為中產階級，都融入了社會，都成為了社會的一分子。為構建和諧社會，我們的作家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和農民同命運、他們和工人同命運，作家個人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沒有區別。作家在個人的經驗中，找不出獨特性，作家沒有任何的能力和勇氣拒絕主流社會。在大師之下我們的寫作還有多少可能性，大師把文本的可能性都窮盡了。
最致命的一點就是閱讀的可能性，現在再也沒有閱讀了。我們不能夠理解一種沒有閱讀的文學，這是一種什麼狀態。我說是一個閱讀死亡的時代，可能有點絕對。但是我們捫心自問一下，我們還有當年閱讀作品的那種心態嗎？我們還是文學圈中的人，更不用說普通讀者。
從主體的經驗到文本本身到閱讀，我們當今的文學面臨著困境。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比任何時期都困難，同時又更自由。因為它確實面臨將死的狀況，其實我和孟先生是一樣的樂觀，這個樂觀是我們知道文學史要死。就像我們人一樣，只有人知道自己是生而要死的，這個孩子要死，但是我們依然把他養著，讓他熱情地活著。我們在這當中找到我們無數的歡樂、成就、希望。而恰恰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我們會去捕捉到文學創新的最小值。現在沒有最大值了，只有最小值，最小值才是最真實的。也恰恰因為我們知道，它遲早要遭遇它面臨的那種困境，這使我們沒有任何的顧慮、沒有任何的包袱、沒有任何的責任，是一種沒有責任的責任。
李敬澤(《人民文學》副主編)
我們被過多的焦慮所纏繞
在中國360行裏，大概沒有任何一行像文學這一行，坐在這裡大家天天談死，天天談我們是不是活著。這是一種現象，為什麼文學熱衷於談這個問題呢？
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文化，可能是過度地消費了可能性，也過度地消費了不可能性。就是說我們把這個時代，我們文化中、生活中的各種可能性都已經過度地消費了。同時我們也為各種各樣的不可能性而杞人憂天和大驚小怪，大家看我也老是不由自主用可能這個詞，這“可能”是我們真實的境遇。
至於今天要談文學創作，說老實話我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要說。我想今天無論是從第一個發言一直到現在的發言，或者再往下的發言，我們大家都會感覺到像《共產黨宣言》所說的，一個幽靈在我們的大地上徘徊，現在它在我們的會場裏徘徊，這個幽靈就叫這個時代。我們都感覺到對這個時代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敬畏，我們都感覺在這個時代面前，我們好像沒有什麼辦法。我想這是不是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的特殊境遇，我覺得其實也未必。一個生在1937年的人，面對他的時代未必比我們更為安心。一個生在1808年的人，面對他的時代，同樣也不會比咱們現在更安心。所以我覺得在我們的文學思維中，在我們作家的文學思維中，我們可能過多地被不必要的焦慮所纏繞。我們可能因為大驚小怪產生了根本不必去處理的問題。這種焦慮、恐懼、不知所措，一部分是真實的，另一部分是被我們炮製出來的，是我們自己造出來嚇唬我們自己。比如每一個作家都會站在這裡說，這個時代很不得了，這個時代的生活遠遠大於我們的虛構。我說在什麼時代生活會小于虛構、會小于我們的故事？這個不是1990年以後的中國才有的，是16、17、18、19世紀都有的，而且到了19世紀在西方大行其道。我們所知道的西方小說，我們膜拜得不得了的19世紀的西方小說，其實恰恰也就是在面對這個境地的時候發展起來的。
現在的作家，面對生活的時候、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驚慌失措，倒是一個新鮮的事情，這種驚慌失措是如何而來，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複雜和非常有意思的話題。我要說的根本意思，就是反對大驚小怪。我想我們還是要說文學到底要做什麼，文學是不是要提供一種集體的經驗，是不是一定要提供一種和大眾對生活的普遍認識相一致的一種解釋、一種看法，我覺得不是。文學不管在任何時代都要捍衛生活、捍衛人的心靈，捍衛經驗的先於任何論述的豐富性。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包括像底層敘事等等這種東西，都是面目可疑的，它都可能把我們的文學引向一個非文學的境地。如果說要死的話，它都可能把我們引向要死的路徑上去，這是我的根本看法。談到文學創新性，我覺得我們過度追求大的方案，我們坐在這裡想創新A策略、B策略、C策略，我覺得沒有那麼多大的根本性的解決方案。在我們實際創作中真正有效的是我們的藝術思維中的小而縝密、堅決、徹底的處理方法，是屬於我們藝術家們的，真正拿出他們藝術才能和藝術信念處理的那個層面上的東西。我覺得這個層面的東西是我們真正缺乏的，不是說我們的作家思想還不夠高，我們需要怎麼的提高。我覺得思想夠高了，很多作家的思想既高又大，已經大到和99％的人沒有什麼區別的程度了。倒是我們的作家們，他們對於生活的獨特看法、對於生活獨特的進入角度，如何在這個角度中，真正地賦予世界的充實，真正的拿出大藝術家的手藝來，這個是我們沒有做到的，小的做不到，大的都是空談而已。
陳福民(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我們面臨新鮮的經驗
我們每個人無論是一種什麼樣的主觀的態度，都認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今天我們面對文學無論是寫作者還是閱讀者，都是還處在非常新鮮的經驗當中。但是我仍然想強調一下，今天我們確確實實需要研究和學習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
怎麼談這個問題呢？實際上談這個問題比較困難，我不相信什麼死亡。我覺得今天我們是不是遭遇了一個文學寫作的困難，我覺得首先我們要從心裏指認這樣一個現狀和事實。毫無疑問，無論是關於文學的死亡也好，還是關於文學的創新也好，還是關於回應事實的描述也好，我們都要面對基本的態度，我們的文學或者是我們的寫作，今天是不是面臨著困難，這樣的困難是什麼樣的困難，或者說這樣的困難是新鮮的還是17、18世紀都有的。
在今天，我們的文學至少存在兩種參照關係:第一，內心經驗的參照。第二，文學史經驗的參照。
今年我讀到兩本最好的翻譯小說，一個是大名鼎鼎的《我的名字叫紅》，另外一個就是《追風箏的人》。這兩本書都名滿天下，大家都讀過。我為什麼談這個呢？我們擁有第一個參照，我們內心關於那個時代的關係，這樣一個參照係。但是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大的文學史經驗的參照呢？因為你遇到困難，你會說我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比如說像《追風箏的人》，它用那樣純凈和簡單的語言，用那種非常樸實的東西去呈現一個特別巨大的經驗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的作家在這方面解決這樣的困難，其實都是需要我們去面對的。
李靜(評論家)
自省比沉溺于外部的焦慮更重要
王小波有一句話我非常贊成:“文學的使命就是阻止這個社會向無趣的方向轉化。”我覺得文學的使命除了阻止整個社會變得無趣，還能阻止整個社會變得貧乏、變得愚鈍。現在我們是不是對文學的使命有一個非常清醒的認識呢？
文學界還有一個論點，就是文學向內轉、文學向外轉的問題。到底怎麼轉呢？最本質的東西，不在於它是多麼大的文學題材，它面對多麼大的現實事件，而是在於作家他怎麼把握現實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之間非常微妙的關係，這個關係不是一個普通的社會人能感覺得到的，這個作家他感覺到了。其實文學的價值，不在於文學題材的大小，而是在於這個社會發生的現實對人精神層面的影響和震撼到底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它涉及到作家的哲學意識、哲學的自覺。他和整個世界乃至整個宇宙的關係，是宏觀還是微觀。如果作家就事論事，僅僅是對眼前發生什麼具體的事情，基於一個社會人最基本的判斷，或者是對政治、對文化有一個量的判斷，基於一種常識來創作一個大家都看得懂的東西，我覺得這其實是喪失了作家最本質的責任。這種最本質的責任應該是他付諸他自己的敏感和心靈，然後對形式不懈地追求，最後帶來精神上的成果。我覺得這是作家最重要的使命。但是現在老是有一種外部的焦慮，並沒有對作家自身內在精神世界進行挖掘，一個內省，這種外部的焦慮沒有太大的幫助。
鐘晶晶(作家)
作家沒有權力宣泄自己
從宏觀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我們是辛辛苦苦的人，在大自然面前無力逃脫死亡的平凡的人，但是，相對那些更弱小的生命，相對於一草一木，相對於那些平靜流淌著的河流，相對於地上一隻流浪狗或者一隻流浪貓，我們一舉手一投足當中可能決定著別的東西的生死。不要以為上帝在別處，我覺得上帝就是在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心中。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作家有寫作的權利，但是沒有權力來宣泄自己，把自己所有的東西來向公眾宣泄，寫一些文字垃圾。作者應該把自己好的一面，把富有愛心的一面展現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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