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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上海大學文學周舉行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變化，文學如何表述這一複雜的經驗？現實主義在當下有沒有可能再度創新？6月29日，第三屆上海大學文學周開幕式暨圓桌會議舉行。圍繞“現實主義與中國經驗”這一主題，李銳、蔣韻、閻連科、陳應松等50余位作家和評論家展開討論。會議由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文化研究係與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聯合主辦，上海大學教授蔡翔與同濟大學教授王鴻生主持。
在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看來，對現實主義和中國經驗的探討，是個體寫作衰微之後，文學對中國民族、國家整體性經驗發言願望的重新回復。“中國是否在全球化背景下被同化了？我們如何用文學進行自我指認？”
在敘述多年寫作過程中積累的對中國經驗的思考時，山西作家李銳說，中國經驗應是個正在進行時。我們正在經歷的事件共同組成了中國經驗，這些不斷發生的“經驗”在持續著對作家的拷問。他同時也在思考，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經驗如何才能向世界提供獨特的普世價值，“如果一直在重復別人的經驗，那我們的寫作就沒有什麼必要了，看外國作家的作品就可以了”。
中國經驗能否為世界提供獨特的普世價值？上海作家趙麗宏提到，在一次文學會議中，有外國作家和他說，唯有中國文化才能與逐步“清算全世界”的美國文化相抗衡，但是，“我想它指的是古典文化，不包括中國現當代的文化”，山西作家蔣韻也提及，中國文學中傳承而來的鄉愁和生命的悲情，是它對世界文學的獨特貢獻。
而在作家閻連科看來，中國經驗式的現實主義是不存在的。每個作家都在用自己的眼光看待現實，從自身的生活聯繫現實，創作更是取決於個人的閱讀、經歷等經驗，對作家而言，“只有一個人的經驗和一個人的現實主義”。
湖北作家陳應松也認為“中國經驗”這一龐大的話題對作家來說沒有可操作性。對作家來說，中國經驗就是個人經驗。同時，他表示，堅持個人性的作家當下尤其要保持警惕，在網際網路發達和資訊爆炸的時代，寫作“很容易忽略了一條河流，一個鄉村的夜晚，一條小路上盛開的野花”。
他還提出，人們認為鄉村經驗比城市經驗更容易表達的想法，是一個認識誤區。人們習慣認為鄉村有固定的道德傳統，比較容易把握苦難和貧窮中的人性溫暖，“更容易出名”，於是擁有更多的寫作者。但其實鄉村經驗相對於城市經驗的書寫，更具有危險性和挑戰性。在全球化浪潮下，城市經驗帶有某種同一性，“人們在不同城市看的電影，喝的咖啡，可能都是一樣的”，但現在的鄉村風土人情各不相同，“凡是獨特的事物，都不是像有些批評家想像的那樣簡單”。
與會者認為，“中國經驗”的複雜性註定了其言說的龐雜，從而產生一種表達焦慮:我們無法表達自己，我們表達的可能是別人的東西，或者只是表達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而現實主義寫作也正面臨危機。一方面，作為極端嚴謹的理論規範和寫作範式，現實主義在當下存在各種批判現實主義、革命浪漫現實主義等概念，寫作嚴重失范。同時，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羅崗說，曾經風行一時的現實主義寫作，其背後承諾的是可以把握的穩定現實，但在語言學轉向後，它被認為只是由語言創造的關於真實的幻覺。這也是造成現實主義文學危機的原因之一。
王安憶、趙長天、陳村、孫甘露、陳家琪、吳亮、董之林、李少君、王曉明等作家、評論家分別在會上發言。當夜，與會者還參加了上海大學文學周的首屆“文學之夜”，他們以義賣簽名本、朗誦詩歌等形式，表達對四川災區人民的關心和支援。本報記者金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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