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0名身材各異的運動員精神抖擻地出現在復旦大學正大體育館，運動員們心裏的自豪和激動，一點不亞於專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事實上，他們比真正的運動員更能體會身軀迸發出力量的樂趣和滿足。
撰稿·黃祺(記者)
游泳賽道的起點上，一排身材各異的運動員在熱身。他們腹部的人字形傷痕，很扎眼。確實，鮮為人知的“移植運動會”很業餘，但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詮釋著“生命接力”意義。
特別運動員
一位57歲的運動員站在復旦大學游泳館的賽道邊，很有北方“大爺”的風範——花白半寸頭，發福的肚子滾圓，毛巾從赤膊的肩膀上搭下來，沒有完全遮住腹部褐色的疤痕。這個疤痕是6年前肝臟移植手術留下的，但除了疤痕，曾經差點奪取他生命的疾病，沒有給他留下其他的痕跡。現在，他每天堅持游泳1000米。可能是因為比較胖，“大爺”的人字形傷痕比別人的更明顯，但這並沒有引起旁人的側目，因為在這裡，多數運動員都帶著類似的“人”字。
“人”字，一個特別的標誌，它代表著一次新生命的起點。場上很多運動員腹部都有的“人”字，表明他們都曾接受過肝移植手術，曾與病魔抗爭，從生命的邊緣幸運地回到正常生活中。
2008年6月14日，第三屆中國移植受者運動會(以下簡稱移植運動會)開幕，近500名特別的運動員精神抖擻地出現在復旦大學正大體育館，運動員們心裏的自豪和激動，一點不亞於專業運動員們參加奧運會，事實上，他們比真正的運動員更能體會身軀迸發出力量的樂趣和滿足。
參加移植運動會只有一個條件，運動員必須接受過心、肝、腎移植並恢復健康。站在這裡的每一個人，幾年前都曾奄奄一息，等待命運判決。
上海的黃梅天溫度不高，剛剛上岸的運動員，被工作人員招呼著去喝熱騰騰的薑茶，家屬們也急著給運動員披上毛巾，生怕他們感冒。“沒事，不冷！”從北京來的一位運動員，嫌老婆太囉唆，對著老婆嗓門粗起來，這一刻，他一點也沒有覺得自己是需要照顧的人。
“1分31秒。”剛剛獲得男子中年組小組第一名的運動員，一邊擦身上的水珠，一邊聽著自己的成績，臉上漾開滿意的笑容。“大爺”用羨慕的眼神看著這位冠軍，搖搖頭說:“我可遊不了這麼快。”但“大爺”一點沒有沮喪，運動會上看不到緊張的表情，更像是次聯歡會。天津隊的一名女隊員剛剛遊完100米蛙泳，她還報名了自由泳，但她有點害怕自己太累了。“太累就別遊了，參與了就可以了。”隊友們七嘴八舌，沒有一個鼓勵她再遊的，倒是樂呵呵地“勸退”。
移植運動會，距離“專業”很遠，但在旁人看來，賽場上的每一個運動員，都是一個生命的禮讚。香港隊的運動員呂潔卿在羽毛球賽中獲得冠軍。呂潔卿看上去很精幹，個子不高，但很利落，生病之前她就喜歡體育運動，接受肝移植手術康復後，她又回到了熟悉的球場。很難想像，僅僅4年前，呂潔卿因為第三次肝昏迷住進醫院，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當時，她的體重只剩下30公斤，她曾經絕望過，唯一的動力來自女兒的堅持和安慰。
為了挽救母親，還有幾個月才滿18歲的女兒，寫了封長長的信給醫生，要求破例讓她捐獻肝臟給母親，世界各地的移植法規都不允許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捐獻器官。醫院沒有同意女兒的請求，不過呂潔卿很幸運，等到了一枚自願捐獻的肝臟，完成了肝移植手術。“我現在很樂觀，每個星期跑三次步，經常打球。有過我們這樣經歷的人，都會更珍惜生命。”
從零開始
付長柏奮力把接力棒遞到姐姐付新麗的手中，顧不上喘氣就大聲地給姐姐加油吶喊。這一刻，了解付家姐弟故事的人都會動容。在生命的賽場上，是姐姐給了付長柏一根接力棒，讓他走到今天。
“一年前的今天，姐姐的腎移植進我的身體，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今天是我一週歲的生日。”付長柏生活中很少說這樣煽情的話，站在諾華親屬腎移植基金的講臺上，他才有機會表達對姐姐的感激。但很多情感是不需要語言傳遞的。付長柏參加鉛球比賽，姐姐一直守在賽場邊，連運動員檢錄都要替弟弟幫忙。“還沒驗血，我就知道兄弟姐妹裏肯定是我跟他最配，我們從小長得像，脾氣也像，連胎記的位置都一樣的。”付新麗滿足地說，看著賽場上健康的弟弟，她滿臉的欣慰。
付長柏的鉛球成績很一般，這與他剛剛恢復才一年有關。不過成績並沒有影響姐弟倆的心情，離開賽場時，兩人肩並肩的背影已經是一尊無價的獎盃。在中國，親屬間活體器官移植的比例越來越大，但這種移植方式並不宜大力提倡，因為活體間的移植畢竟可能給已有一位病人的家庭增加新的風險。
更多的器官自願捐獻才能最終讓器官移植步入有序，而移植運動會就是宣揚自願捐獻精神最好的舞臺。“只要來看過我們運動會的人，我相信都會願意成為器官捐獻的志願者，看到我們這些接受移植的病人如此健康和積極，大家都會理解捐獻器官的價值。”移植運動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陳忠華教授寄望通過移植運動會，推動中國自願器官捐獻的發展。
中國移植受者運動會是世界移植受者運動會的一員。1978年，第一屆世界移植運動會在英國的普茨茅斯舉行，每兩年舉辦一次，至今共有66個國家和地區的上萬名運動員參加了以往的15屆盛會。
世界上所有開展器官移植的國家都面臨著同樣一個難題——器官供體緊缺。移植運動會因此肩負了兩個重任，一個是讓器官受者在這個自己的聚會上享受身心健康的樂趣，另一個，是以運動會的形式喚起大眾自願捐獻器官的熱情。
不願意捐獻器官，不僅僅是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結果，在很多國家，因為宗教等原因，人們對遺體的完整非常看重，自願捐獻器官在許多國家都只能艱難推行。移植運動會是一種有效的宣傳手段。1994年普茨茅斯移植運動會後，這座城市當年7月至9月的器官捐獻例數比上一年同期增長了42％，而英國其他地方的增長只有6％。
當年引進和發起“中國移植受者運動會”時，陳忠華教授正是受到了這些數據的“誘惑”。陳忠華自己是器官移植外科專家，手術臺上的工作是他的本職。但是，現在他多數業餘時間都在做宣傳器官自願捐贈的“義工”。
“看到那麼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等不到供體，任何醫生都會想要為他們做點什麼。”從2005年開始，陳忠華開始建立起民間性質的“中國器官捐獻管理委員會”，參加移植運動會的多數運動員都是因為與這個委員會的聯繫才結識移植運動會的。
“你可以去做一個調查，如果有人願意去世後捐獻器官，他該找什麼部門。”陳忠華的意思是，在中國，公民自願器官捐贈系統幾乎是一個空白，而他負責的“中國器官捐獻管理委員會”起步也僅僅3年，以個人有限的能力和資源艱難地發展。陳忠華的工作就是在這樣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怪圈上起步:沒有捐獻系統，是由於自願捐獻者太少，捐獻者太少，所以無法建立系統。“但是，如果不去動手，中國的自願器官捐獻就永遠是零。”
為了組織移植運動會，陳忠華調動了全家人的力量，弟弟開車把會場上需要的物資，從武漢拉到上海。“勢單力薄”的組委會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這個500人規模的運動會還是難免出些差錯。“我們能理解，能理解。”一位從北方趕來的移植受者表達了他對組委會的理解。因為報名太晚，他沒能參加比賽，但他還是自費趕來當拉拉隊員，為的就是跟病友們一起享受運動的樂趣。
“2003年1例，2006年就成了24例。”陳忠華很喜歡列舉這些數字，數字表示每一年“中國器官捐獻管理委員會”接受到的自願捐獻者數量。陳忠華把數字的增長歸功於移植運動會的感染力，而他從這些數字中讀到了希望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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