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香港“的士大王”的兒子，美國最權威的心臟病專家，衛生部長陳竺赴美深造的資助人。
撰稿·賀莉丹(記者)
在上海，見到77歲的胡應洲先生(Clyde Wu)，滿頭華發的他當天穿著一身挺括的深灰西服，搭配紅色千鳥格領帶。在接受《新民週刊》記者採訪的3小時中，胡應洲先生言談極為謙遜，很多時候，他會微微側頭，想想怎麼用普通話來準確達意，許多情形下，英文和粵語脫口而出。離開故土五六十載，鄉音難改。
戰亂遷徙
1931年，胡應洲出生於香港，他兄弟姐妹9人，五男四女，胡應洲排行第五。
胡應洲的父親胡忠算是第一代香港人，生於1902年，只念過5年書。“我沒見過我的祖父，祖父從老家廣東跑到香港，做了一份普通工作。我的爸爸胡忠在香港出生，爸爸本來是養豬的，他常說，‘養豬沒出息’，於是學開計程車，很辛苦地掙錢，他很用功”，胡應洲記得，父親18歲時跟母親江素琛結婚，母親那年16歲，只念過一兩年書。
胡應洲自認不是一個太聰明的孩子，“只是個普通學生，不是太壞，比較單純”，他記得，在香港，5歲的他跟隨長他兩歲的姐姐胡慧英一起讀一年級，那時他是個坐不住的小孩，老師指著他講，“這孩子真不聽話，把他送到最嚴的私塾去吧”。結果，他真的被父親送到私塾，不聽話時，老師就拿起藤條打屁股，藤條呼嘯，抽下去，生疼。這個私塾，他一讀就是5年。
等他為人父時，他卻從未動手打過孩子，“打孩子只是大人發泄怒火的一種方式，這個方法沒用，不能解決問題”。
當時香港戰事連連，1942年1月，胡應洲的大哥胡文瀚(原名胡應沾)就從香港偷運了一部機器到達廣東韶關，他晚上開動這部機器接點活，以補貼家用。1942年6月，11歲的胡應洲跟隨親眷遷徙至廣東。
在廣東韶關上中學時，學校要求都學白話文，但胡應洲在香港念的是私塾，學的是文言文，“只能重新學，不然，考試怎麼辦？11歲時的那個暑假是我最痛苦的一個暑假，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時最讓胡應洲發怵的是體育課，體育課要求跳高，他常常跳不過，“我一生都要補習體育，現在我就告訴孫子，你爺爺最害怕的科目是體育”。
“抗戰時期，我們過得很辛苦。但媽媽講，你們一定要受教育。我也很想學習科學”，當時戰亂不斷，在內地的4年多時間中，胡應洲先後換了8所中學。
1944年11月，日軍集合兩萬餘兵力，發動第三次粵北大戰，打通了粵漢鐵路，在1945年初長驅直入、攻佔韶關，胡家分成3批遷徙至廣東花都陽升村老家。
胡應洲在內地的這段時光，國難當頭，他了解到中國民眾高漲的愛國熱情，也看到了中國農村的真正面貌，“這是最困難的一段時光，但對我一生的影響很大。比如，香港對物質方面追求很多，香港的教育對孩子沒有高的希望，就是希望讀書出來好好掙錢，但我看到的內地和香港不一樣”。
他在廣州培正中學、佛山華英中學都念過書，教會學校華英中學推崇“追求真善美，確立信愛望”信條，給予他很深觸動，“這兩個學校對學生都很愛護，對學生期望很高，對他們在音樂、美術方面的培養很重視”。
胡氏商家
在胡應洲的記憶中，父親胡忠最初是借錢，與一位印度人合買了一輛的士，後來這位印度人回到印度，父親胡忠便買下了他的股份，擁有自己的第一輛車。
“1941年，我的爸爸擁有了自己的20輛車”，胡應洲回憶，但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開始攻佔香港，“當時政府要求用車運兵，所以我爸爸的20部車都沒有了，他早年的努力經營化為泡影”。
1946年4月，胡應洲隨父母回到一片廢墟的香港。“那時，父親又借錢，買了第一輛車，接下來，他買了第二輛、第三輛車……”15歲的胡應洲一放學，就幫著父親做許多事:當時胡家雇傭一些工人開的士，胡應洲幫父親向工人們收錢；那時香港的士計費表分幾個不同標準，他要確定工人們不同的工作量、給他們發薪，到後來，他要給他們“分紅”，比如，如果一名工人營業做到了40港幣，就要給他2港幣的“分紅”，如果到做50港幣，就給他2.5港幣……“這個方法是大家一起想的，的確提高了工人們的積極性”，參與這個過程，也讓胡應洲對實際生活有所了解。
從1950年起，胡忠不僅經營的士業務，還兼營地產、酒店、戲院及工廠等。
胡應洲記得，到1967年，父親胡忠已擁有了200多輛的士，他的中央的士公司聞名全港，胡忠也成為香港“的士大王”。這一年，香港政府改變政策，准許私人自購的士經營，“當時社會動蕩，父親決意將名下的士賣給工人們，工人都也很樂意接受，他們分期付款買下了這些車、自己做老闆。這以後，父親改行做建築”。
1954年，胡應洲的三弟胡應湘(Gordon Wu)赴美，1958年胡應湘取得普林斯頓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之後，回到香港協助父親，“三弟胡應湘對建築這一行很有興趣，他在1961年就設計了他的第一套房子”。
1969年，胡應湘成立合和實業；1972年，胡應湘將家族的事業由車隊轉向地產投資，並將合和實業有限公司上市，合和成為華資地產五虎將中最早上市的公司，“那時父親任董事長，三弟胡應湘身兼建築師與總經理”，胡應洲說。
從1970年代末期起，胡應湘先後收購灣仔南部的舊式樓宇進行重建，先後發展了合和中心及以父親名字命名的胡忠大廈，前者一度成為全港最高建築物。被港人譽為“投資大王”的胡應湘投資內地第一個動作是邀請李嘉誠等共建廣州中國大酒店，他親任工程建築和技術總管；綽號“飛俠”的胡應湘還建設了沙頭角B電廠及廣深高速公路，胡氏也步入香港十大富豪排名榜。
胡家向來低調，胡應洲自認胡家家教是:不能自我驕傲，做人要謙遜，對人要忠實，不要欺負人。
“父母常講，驕傲的人是對自己沒有信心，真正認可自己不用驕傲。從小就聽父母講過很多這樣的話，都被洗腦了。身在胡家，我們也沒有優越感”，在他的印象中，父親胡忠對子女要求甚嚴，母親江素琛則對子女非常鼓勵，“媽媽經常跟我們講:這個是可能的，為什麼不可能呢？”
“媽媽是對的”
胡家的孩子從商居多，跟其他兄弟不同，胡應洲從未想過走從商之路。童年時，他的最大夢想是“做一名醫生，為中國人多做一些事”，母親江素琛跟他說，“你應該去學醫，但從醫並不是為了掙錢”。
“媽媽總是比較了解孩子，現在看來，She is right(她是對的)！我的兄弟們學工程比較好，但我如果學工程，並不是最好的”，胡應洲感嘆，談及母親，他的眼圈是紅的。
1949年7月14日，克裏夫蘭總統號輪船帶著18歲的胡應洲離開香港，他是胡家首個赴美讀書的男孩，家人在碼頭依依作別。胡應洲在一所美國專科大學度過了第一年，初到美國的胡應洲英文不太好，面臨強大競爭。第二年他轉學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並在3年內完成了4年的學士學業。
“媽媽常說，你不知道不唸書的辛苦，就是留級也要念完。幸虧自己用功，還可以挺過去。媽媽鼓勵弟弟妹妹也出來，也到美國名校去讀書”，那個年代，沒有電話、沒有電子郵件，親人只能通過書信聯絡。在胡應洲赴美留學的最初一兩個月，只要提到兒子的名字，母親就會以淚洗面；幾乎目不識丁的母親思兒心切，專門請了一位老師，教會她用中文寫信。每個月，胡應洲差不多都能收到母親的兩封信，這些信需要在路上跑兩周，才能到胡應洲手中。
求學期間，他並未感到自己受到很多優待。“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書有個好處，就是學校和老師不管你，你一定要學會自己思考、自己提問。大學就是教會你怎樣去自學，這一點，國內的大學可以作為參考”。
這期間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深層感悟，印象最深的是上了一年的《西方文學史》課程，“這門課培養了我從文化背景了解歷史，不唯書、只唯實，也讓我對文化、藝術保持濃厚興趣”，在胡應洲看來，念醫科的人跟念文學、藝術的人一樣，需要有一定的敏感性。
1952年，胡應洲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士學位。在當時的美國，外國學生要進入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是一件是極其困難的事，有6000名學生同時申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150個博士學位名額，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但胡應洲憑藉優異成績，被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多家知名學府錄取，哥大醫學院那一屆的120名學生只有2名亞裔，胡應洲來自中國，另一名來自越南。
當時胡應洲權衡了兩個從醫方向:一是心理治療，二是內科。最後他選擇了內科研究，並以心臟學為自己的專攻方向，將焦點集中在研究心臟衰竭的生物化學原理。在他看來，內科中技術次要，關鍵在於觀念更新，“我對研究血液迴圈、物理學科很有興趣，我將心臟看成一個動力泵，去研究它”。
哥大4年，胡應洲得到了良好的醫學教育，“好的醫生，對病人要有憐憫之心，要致力於減輕病人的痛苦”，他秉信。
1956年，胡應洲取得了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美國的醫生通常是臨床、教學、科研三位一體，對心臟科醫生的要求尤其高，“要經過一年實習、三年內科學習，才能做心臟科醫生”，因此，胡應洲在羅徹斯特大學教學醫院實習兩年、在波士頓市立醫院任內科住院醫師兩年。
胡應洲經歷過美國心臟病治療史上的“黑暗時代”，1958年他剛做實習醫師時，醫生們常常給心臟病人開嗎啡這種藥物以止痛，當時心臟病人的死亡率極高，風濕性心臟病病人也很多，“但現在在美國，由於衛生條件進步，風濕性心臟病病人在美國已經很少了，並且，心臟病病人的死亡率不斷下降，急性心臟病死亡率在人群中的比例下降到2％，慢性心臟病每年的死亡率約5％”。
胡應洲分析，“抽煙人數減少、肥胖人群減少及新藥STATIN的研製成功是心臟病人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國已推行禁煙運動40年，取得很大效果。如果不抽煙，心臟病、肺癌、慢性支氣管炎等患病幾率都會大大減少”。
美國疾病防治中心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成人吸煙的比例從1993年的25％降到了2004年的20.9％。胡應洲在美國竭力推進禁煙運動，他也曾向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提議，要求在中國推行禁煙運動。
“我們只有這一套房子”
1960年，胡應洲回到香港大學任講師，緣分似乎在冥冥中註定。一天，胡應洲翻報紙，無意中看見鋼琴家曾慶衡(Helen)赴港演出的新聞。
曾慶衡由美國辛辛那提音樂學院鋼琴專業碩士畢業，她的父親曾養甫為廣東平遠縣人，1923年畢業于天津北洋大學，後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曾于1940年冬出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唸書期間，胡應洲跟曾慶衡的表哥是室友，曾慶衡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時，他們有過一面之緣，當時的胡應洲一心求學，之後他們未有通信。
胡應洲帶著助手去聽了那場音樂會。他清楚地記得，當天是一位台灣教授唱歌，Helen彈鋼琴，他跑到後臺，與Helen相認……“我們屬於‘再見相愛’”，胡應洲笑稱，在香港，他們度過了6個月的甜蜜時光，一年後去美國。1962年11月17日，在美國密歇根安堡城，他們舉行了婚禮。他們的恩愛有口皆碑，胡應洲稱，相處秘訣是“互相尊重，有愛心。爭吵時，要知道什麼時候shut up(住嘴)”。
自1967年開始，胡應洲在澳克伍德醫院專科內科工作，擔任該醫院的心臟專家，他在底特律定居。1961年，他榮膺英國愛丁堡皇家醫學院院士；1973年，他被美國心臟學院榮授院士。
對孩子的教育，胡應洲似乎結合了老一輩華人的孔孟傳統與自由開放式主張，“孩子選擇自己的路，唸書不一定要拿第一、不一定非要進美國名校，但一定要好好念，對學問、對藝術要有興趣，對社會要有責任感。做人要有目標，最重要的是要有判斷力”。
他的兩個兒子均選擇從醫:43歲的長子胡文旭(Roger Wu)是一位兒童心理治療專家，從普林斯頓大學學士畢業後，取得斯坦福大學醫學博士學位；41歲的次子胡文禧(David Wu)是一位胸科專家，胡文禧的妻子胡淰清是一位麻醉專家，兩人均是密歇根大學醫學博士畢業。
胡應洲解釋，從醫是孩子們自己做出的選擇，“Roger的文科很好，我們曾勸他去商學院或法學院學習，但他從小對人的心理就很有興趣，一定要學兒童心理治療；David在四五歲時就確定了要做一名醫生”，這或許是潛移默化的力量。
在美國，心血管疾病仍是頭號殺手，醫學界尚未完全攻克這座堡壘。2005年，胡應洲夫婦捐贈1000萬美元給哥大醫學院，成立Clyde and Helen Wu分子心臟學研究中心，“為什麼心臟衰弱時期細胞的運作會出現問題？我們要想對心臟病有進一步了解和新的發現，就要在細胞水準上研究心臟病，當時，哥大還沒有分子心臟學系”，胡應洲捐助經費，就是希望醫療研究機構能繼續研發治療心臟病的方法。
“錢只有用了以後，才是你的；怎麼用，由你自己決定，有人要買大汽車、遊艇，有人要買房子……怎麼用錢，這是個大問題”，這是胡應洲的金錢觀。胡應洲在底特律居住的房子，1966年買的，“我們只有這一套房子，是普普通通的house(房子)，但住著很舒服，這就可以了”。
“犯錯沒關係”
在哥大讀書時，胡應洲就遇到了一大批曾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教學、研究數年的教授們。1992年，胡應洲第一次訪問北京協和醫學院，他與協和時任校長巴德林相識，也與協和結下不解之緣。此後每個月，胡應洲都會郵寄65磅(近30公斤)的醫療課本、最新醫學期刊、各種最新CD及醫療錄音帶給協和醫學圖書館。從今年開始，他向協和提供2萬美元讓他們自己訂閱雜誌或光碟，這是因為他也知道自己“年紀大了”。
胡應洲還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會以資助一些年輕醫科學者，從1994至2003年，胡應洲基金項目資助了150名中國醫科學者到香港大學及美國不同醫學院深造，“港大項目的這筆錢是我三弟胡應湘的夫人胡郭秀萍女士給的，我負責挑選候選人”，胡應洲解釋。受該項目資助的學生會先在港大度過6個月，若成績優秀，他們可以繼續碩士及博士學位的學習，現在他們都已回到中國各所高校。
每年通常有150至200人申請該項目，面試時從篩選出的50人中選擇15人，胡應洲在面試時通常不問候選人有關的學術問題，“要在15至20分鐘內確定一個人是困難的，要看這個人待人處事的看法”。
候選人的面試反應非常有趣。一次，胡應洲用自己曾犯過很多醫學失誤作為問題的開頭，詢問一位候選人，他回答，在他的外科醫生生涯中沒有過任何失誤。當然後來他沒被選中。“做醫生總要犯錯，我也犯過錯。犯錯沒關係，但自己要能改正，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胡應洲這樣看。
此外，胡應洲用個人資金協助北京協和醫學院培訓並改進課程設置，他挑選了超過35位北京協和醫學院和上海瑞金醫院的學者送往美國深造，只有3人沒有回國。胡應洲在確定人選時就注意選擇那些已在醫院擁有一定位置的學者，而非年輕畢業生。至今這些學者有17位已成為醫院的主任或副主任，其中包括現任中國衛生部部長的陳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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