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真是應了一個簡單的幾何道理——反倒是漩渦週邊震蕩劇烈，漩渦的中心總是平靜的。
撰稿·攝影 卞寧(特派記者)
不出意外的話，大部分中國人的越南想像都會構建在電影和小說中——陳英雄的電影和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小說。如果是這樣，當你興衝衝地飛到胡志明市，尋找傳說中的西貢時，不免是要失望的。在那裏，梁家輝的屁股、人力的三輪推車、戀戀三季的繽紛色彩，以及端莊的街頭女統統會不見蹤影，只有漫天惆悵的烏雲和淅淅瀝瀝的雨打窗欞聲。
第一滴血、地雷陣、禽流感、懷揣200元人民幣一週內往死裏花也花不掉，這些更具現實感的越南想像，到了越南後也在現實面前更像笑話。戰爭遠去，雞肉照吃，200元人民幣放在越南實在算不得大數目。
同樣，如果帶著金融危機的想像進入越南，你也會失望。儘管胡志明股市從去年最高的1170點暴跌到400點以下，儘管貨幣不斷貶值、貿易逆差驚人，但你卻看不出這個國家有經濟崩潰的痕跡。無論是胡志明市的邊城市場，還是河內的還劍湖畔，白膚或黃膚的遊客成群灑落在各個角落，當地人熱情地招攬著生意，罕見愁容。
一切說明，越南還活著，活得很真實，甚至活得讓我們覺得熟悉。
這裡，有清純女星的“艷照門”；也有股市、樓市的拋物線下跌；這裡的大都市，消費水準並不比上海低；這裡的“慾望號街車”，也沒有額外的浪漫。
撥開金融危機的想像，給你一個質感的越南。
慾望都市
從5月26日算起，北京外國語大學越南語專業的大四學生張妮此次越南之旅已經18天了。從北到南一路經過河內、順化、會安、芽莊、大叻、渭尼，到了6月12日午後，這個幹練的22歲姑娘終於走在了越南南部大都會胡志明市的大街上。在市中心一處外幣兌換點，她以1:2600的比例用人民幣換了將近100萬越盾——這是一大疊粉紅色的錢幣，面值50000一張，塑膠質地，帶透明的浮水印。張妮剛進入越南時，她還只能以1:2300換來越幣，再後來1:2400也換過。
“越南真的經濟危機了麼？”當她知曉記者的身份後，很好奇地問。多次來過越南的張妮並未發覺此次越南之行有異常之處，也沒有看到國內報章對越南金融危機的報道，她只是在旅程中隱約聽人提起過，並未在意。
外幣兌換點門外不遠，就有五星酒
店、LV和Gucci的專賣店及蘭博基尼跑車，慾望都市胡志明照常繼續自己的生活節奏。當然，更顯眼的是蝗蟲一樣的摩托車大軍在馬達轟鳴中“掃蕩”而過，塞滿狹窄的路面。越南可以說是騎在摩托車上的國家，一個越南人沒有摩托車就好像以前一個中國人沒有自行車。
胡志明市如此，首都河內亦如此。記者在河內巧遇的央視駐東南亞記者張莉也沒覺察出什麼異常，她往來越南無數次，這次街面上老百姓的精神狀態平靜如常。
但是越南經濟學家丁文恩的精神狀態卻有些異常。身為越南中央經濟管理研究院院長，他是越南政府的智庫成員之一，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和中國改革開放研究。6月13日下午1時，滿臉倦容的丁文恩走進河內老城區北部林陰大道的一處幽靜院子，準備開始下午的工作。他告訴《新民週刊》記者，這些天他疲於應付中國記者，一撥又一撥的記者等著他。中國媒體對於越南的高度關注著實淹沒了這位智庫專家。一年前，丁文恩還堅決否認越南存在經濟過熱，而現在他已經改口認為越南經濟形勢糟糕了。
只有很少的越南人意識到“糟糕”，他們很少關注國家的宏觀經濟。儘管糧食價格的上漲對貧困人口有較大影響，但改變不了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節奏。酒吧門口紛紛打出“EURO2008”的歐洲盃廣告。6月13日晚上11時，年輕人走進酒吧為義大利隊尖叫，但是勇敢的義大利人最終沒贏勇敢的羅馬尼亞人。
烤豬肉和功能表
國家宏觀經濟對越南人微觀生活的影響總歸是存在的，河內大學22歲的中文專業大四女生潘蓮就是通過學校食堂的菜價覺察出了其中端倪。
從去年底開始，她發現食堂每份賣2000越盾(1元人民幣)的“烤豬肉”變少了，從原先的每份五六片肉，漸漸地只剩三四片肉。到了5月份，乾脆漲價到每份4000越盾，依然只有三四片肉。同樣，一份白菜也由1000越盾漲到了2000越盾。這樣算起來，潘蓮每天的伙食費從2萬越盾漲到了3萬越盾(12元人民幣)。
潘蓮每月的生活費大概在100萬越盾(400元人民幣)，這個開銷在同學們中算中等。然而，6月底即將畢業的她很快要面臨租房的問題。她說，一些在校外租房的同學已經開始面對房租上漲的壓力。學校遠離市中心，窮學生們租的15平方米單間，租金已由每月40萬越盾漲到60萬越盾(240元人民幣)。
從功能表上也能看出變化。
胡志明市前南越總統府附近的“Ngon”餐廳供應地道越南菜，有上百個迷人的露天餐位，口味好，菜式豐富，消費卻只能算中檔，因此生意相當興旺。晚上來這裡需要候臺，中午也難找到空位。記者坐定後，注意到在米黃色功能表的“Rice”(米飯)一頁裏，所有品種標價都覆上印有新價格的白色紙條。一份“Ngon特選炒飯”的新價格是4.2萬越盾(17元人民幣)，服務生說，紙條下面的價格只有3.2萬越盾(13元人民幣)。
在越南高企的通脹率成分中，糧食價格是第一推手。散裝大米漲幅在50％左右，原來是每千克7000越盾，現在市價已到1萬越盾(4元人民幣)。袋裝大米的漲幅要小，在河內一家“南都”牌大米的專賣店裏，最便宜的一種是每千克1.5萬越盾(6元人民幣)；而在3個月之前，同樣的米還只有1.4萬越盾。店裏最貴的“泰王米”，售價是每千克1.95萬越盾(7.5元人民幣)——可以看出，漲價後的越南米價，基本與上海米價持平。
中等收入以上者其實並不太關注米價，米價再漲，一個月也多花不了多少錢。只有低收入者才會覺得米價漲得驚心動魄。4月，越南各地有傳言鬧糧荒，大米全出口了，國內沒米，引起了大米搶購，米商趁機將米價哄抬一倍，但恐慌的人們照樣買。現在，謠言平息，米價也回歸了正常的漲幅。
“越南是產大米的，怎麼可能缺米。”家住胡志明市的蔡碧娟並未去搶購大米，她更關心92#汽油由每升1.17萬越盾漲到了1.45萬越盾(5.8元人民幣)。
搶購高價米的是窮人，他們怎麼個活法？
窮人的活法
潘蓮的表妹越池剛丟了手機，潘蓮怎麼也聯繫不上她。才20歲的越池讀完高中就進了紡織廠當女工。在河內的工廠幹了一年後，她回到家鄉——北部的富壽省繼續做工人，每月只有約100萬越盾(400元人民幣)的工資。
越南各地最低工資標準劃分了三檔，最高一檔是在“經濟區”，包括河內、胡志明這樣的大城市，最低工資為120萬越盾(480元人民幣)；最低的在“貧困區”，一檔只有不到90萬越盾(360元人民幣)。工廠給工人們的工資比最低工資高不了多少。對於這麼低的工資，河內人和胡志明人是不屑于做的，進廠做工的，都是農村的年輕人。
梅洞工業區距河內老城區東南方向6公里，是河內現有的13個工業區之一，到2020年，河內還將新建成10個工業區。位於城郊的工業區，看起來和中國城市的城郊接合部並無二致，房屋低矮，棚戶不斷，塵土飛揚。每天下午4點以後，工業區才開始熱鬧，因為工人們下班了，他們成群地涌出工廠，路邊小飯店的生意也好了起來。
阮樸忠夫婦(化名)就是這時候走進記者視野的。精瘦精瘦的兩人鑽進啤酒舖子，各要了一杯生啤，一口就喝掉大半杯。灰色的制服讓人一眼就能認出他們的工人身份。丈夫戴著越南傳統的頭盔式綠軍帽，帽袢翻到帽檐上。老婆取下圓錐狀的竹笠帽，露出紮在頭頂的花頭巾。
這對擁有3個孩子的夫妻才36歲，看起來卻像40多歲，他們是掃馬路的清潔工人。與中國由政府負責城市衛生不同，越南的馬路清掃工作是承包給老闆的，老闆再雇工人掃地。阮樸忠夫婦是少數願意幹這種工作的河內人——阮樸忠是土生土長河內人，老婆則是已併入河內的河西省人。兩個人的工資都是140萬越盾(560元人民幣)一個月，這還是罷工爭取來的，去年他們只能拿到80萬。
280萬越盾的家庭收入養五口人壓力可想而知。三個分別16歲、14歲、6歲的孩子每月學費要花掉65萬越盾。以前，他們家一天的伙食費是5萬越盾，現在，沒有七八萬過不下來。怎麼算，280萬都不夠用，節衣縮食是唯一選擇。下班後喝一杯啤酒，可能是他們一天中最好的消閒了。面對高通脹，胡志明市已連續三個月給貧困人口每人每月補助20萬越盾(80元人民幣)，但在河內的阮樸忠還沒享受到。
記者為了和阮樸忠多聊會天，又為他叫了杯啤酒。一杯啤酒，價格4000越盾。
臨了和記者告別，阮樸忠說，他喝的酒錢自己付過了，語氣從容。
像千萬個在驟然加緊的壓力下生活的越南窮人一樣，生活似乎從他們的臉上洗去了表情的存在，但這張沒有表情的臉卻給記者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
股市遊戲
“幫我看看怎麼開戶，我要炒越南股！”
“看看那邊有沒有資源股，石油、天然氣……銀行股不要！”
“這是個機會，老外一般是把某個國家打倒，然後再大肆收購，老伎倆了。你管開戶，我來募集資金……搞個私募出海。”聞聽記者在越南採訪，一個熱衷投資的朋友不停地叮囑記者。此前幾年，就已有中國人在炒越南股票，但是對大多數國人而言，除了知道越南股市大跌之外，對越南股市實在是知之甚少。比如，越南股市跌起來並非“很綠很暴力”——綠色是漲，紅色才是跌；證券交易所裏也看不見紅馬甲，只有藍馬甲。
越南有兩個證券交易中心，2000年運營的胡志明市證券交易中心是主板，而2005年運營的河內證券交易中心則是中小企業板。2006年，越南股市奪得全球最牛股市。而僅僅一年之後，這個新興市場的股市已跌去六成，成為全球最熊股市之一。
一位名叫蔡博道的河內白領說，去年朋友還在談論股市，現在已經不談了。對於窮人和中等收入者來說，股市還很遙遠。記者在胡志明市中心問了好幾位市民，都不知道哪有證券營業廳。最後還是通過詢問銀行，才找到越南東方證券(ORS)的一家營業廳。
正是6月12日上午的開盤時間，散戶大廳卻只稀稀拉拉坐了20多個人，股票資訊通過投影打在幕布上。穿著講究的阮國俊安靜地坐在大廳最後一排的中間位置看盤，他戴著金錶和電線粗的金項鍊，顯得教養良好，遇到記者上前搭話，羞赧地笑笑。
阮國俊今年30歲，他的家族企業進行金飾加工，產品出口到美國和法國，同時還有塑膠印刷工廠。今年3月，越南股市已從1000點以上跌到500多點，幾乎腰斬，阮國俊見勢，便把蓋房子的12億越盾(約合52萬人民幣)投進股市抄底，但剛進股市就被套，股市又一路跌到370點，12億越盾縮水到不到8億越盾(約合32萬人民幣)。
不過阮國俊平時並不會盯著盤面，任由其跌。“我投的資金不大，所以不太關注，但也不會再增加投入了。今天聽說漲了點，我來看看。”在越南炒股，只是像阮國俊這樣的富人遊戲。
阮國俊買了銀行、建築、石油、文具等領域的5隻股票，到當天收盤有3隻上漲。也就是在6月12日，胡志明市VN指數小幅上漲0.03％，以370.55點報收，止住了連續25個交易日的跌勢。
而蔡博道終於沒能抗住朋友股市賺錢的誘惑，于2008年3月入市，投入1億越盾(約合5萬元人民幣)。入市後，越南股市過山車一樣兩上三下，蔡博道就沒安穩過一天。終於在去年年底，在虧損30％後，他果斷割肉，從而也避免了更大損失，逃過了今年的大跌。
“對股市已經失去信心，不玩了。”蔡博道心有餘悸地說。但是，抄底的人卻不這麼想。從6月12日開始，越南股市已經開始了緩慢的連續上漲。
樓市真相
一年前，阮梅漓的父母終於睡上了床——在此之前，他們已經睡了15年地鋪。
24歲的阮梅漓是河內人，和大多數越南人一樣，她出生在自己家的老屋裏，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這裡需要說明的是，越南實行土地私有化，很多人家都有自己的土地。
8歲那年，阮梅漓母親的單位蓋了公房，她家分到一套30平方米的小公寓，於是一家三口從爺爺奶奶家搬進了小公寓。又過了8年，弟弟出生，30平方米住進了4個人，姐弟倆睡雙人床，爸爸媽媽一直打地鋪。
去年，梅漓家的住房狀況終於得到徹底改善。先是媽媽單位的公房進行房改，梅漓家以極低的價格買下住了15年的老公房。然後是梅漓父母經過多年奮鬥，終於在河內置了業，以20億越盾(100萬人民幣)的價格買了一棟4層小樓，地塊面積約為60平方米。
現在，梅漓家的兩處房產都已大幅升值，公寓房價值5億越盾(20萬人民幣)，4層小樓價值30億越盾(120萬人民幣)。河內目前的房價是新公寓房人民幣2萬元/平方米，老公寓房人民幣1萬元/平方米。
2004年，蔡博道也在河內近郊買了一處公寓，當時是800萬越盾(4000元人民幣)/平方米，現在這處房產的價格已經翻番，“幸好買房買得早，現在河內的房價非我能承受。”
對於河內房價大跌20％的傳說，阮梅漓報以一笑，她認為可能會有一些跌幅，但那只是一些急於出手的房子，比如，由於國家不斷調高利率，那些不堪供房重負的。她家的房子是不會降價賣的。這可能也是越南大多數家庭的想法。在越南人的傳統觀念中，只要有錢，第一選擇是買房置地，他們覺得這才是根本，這構成了越南樓市的剛性需求。剛性需求的另一方面，來自於大學畢業生和城市裏的外省人。
胡志明市的情況也類似。蔡碧娟的家位於胡志明市內第10郡，那棟5層樓是公婆50年前置下的。房子蓋了多年，內部裝修顯得陳舊，公婆和兩個兒子共三家人住在裏面。現在這棟房子連同土地的當前市價接近40萬美元(280萬人民幣)。
買房貴，租房也不便宜。上海企業伽瑪星科技駐越南的副首席代表王小斌在河內新區租了一套一室一廳，沒有電視機、洗衣機，租金也高達每月400美元，房東希望能漲到450美元。這還不包括每月合150元人民幣的物業費。據王小斌介紹，越南也有房產仲介，但沒有上海那麼密集，在網上也能查到不少仲介資訊。
越南“坐地生財”的人不在少數。蔡碧娟是在越的第三代華人，她說，越南土地升值後，“華人就變窮了”，因為越南人喜歡買地，手上地多，華人有錢都用來做生意，結果吃了大虧。今年3月，越南通過最新規劃，將河西省併入河內市，河西省的房價立即飆升，之前在河西囤地的人大賺一筆。新公寓房也需要前瞻眼光，如果能提前找關係訂到一套，一轉手就能賺上一筆。
各自的謀生路
工人是城市裏絕對的窮人，隨便在城里弄個什麼營生，哪怕是再小的生意，也比工人賺得多。“現在都說越南找不到工人了，不是找不到，是工資實在太低了。”蔡碧娟女士告訴記者。
事實也是如此。梅洞工業區路邊一個30歲的摩的司機，也是外省人來河內討生活的，工作雖然辛苦，每月也能賺到300萬越盾。老婆再做點小生意，家庭月收入能有800萬越盾(3200元人民幣)。司機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挺滿意，說“既自由又賺錢”。
河內老城區還劍湖邊一個不起眼的賣花郎，是一位25歲的北江省人，在自行車簍子裏放了三束不太新鮮的蓮花。蓮花用蓮葉抱著，10朵一束，賣3萬越盾(12元人民幣)，大多賣給外國遊客。生意好時，一天能賣20萬的花；一個月下來，也能掙到200萬(800元人民幣)以上。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不容樂觀，已經工作一年的阮梅麗告訴記者，她的大學同學的工資大都在每月300萬越盾(1200元人民幣)，像她一月能拿到450美元(3000元人民幣)的是鳳毛麟角；如果專業不好，也許會找不到工作。越南不少大學生和中國學生一樣，也選擇繼續讀書以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潘蓮就是其中一個。
潘蓮來自越南北部的富壽省，出身在一個公務員家庭。4年前，父母看好中國的外貿前景，替她選擇了中文專業。現在潘蓮還要再花三年讀一個英文學位並短期學習外貿。如果現在參加工作，潘蓮的心理工資價位也是每月300萬越盾。潘蓮從沒去過胡志明市，她希望能留在河內就好。她的一些男同學則希望能去胡志明市闖蕩，那裏機會更多也更開放。
一方面大學生不容易找工作，另一方面越南的高端人才仍然很缺乏。王小斌說，伽瑪星想在胡志明市招個業務員，開出700美元的月薪都找不到人。他們的要求僅僅是會講中、英文，有社會經驗。
看不見的錢
以河內300萬越盾的普通工資，如何能適應接近上海的消費水準呢？這成了一個謎。那麼，看不見的錢在哪？
越南政府的美元吃緊，越南民間的美元卻有的是。居民一拿到越盾，就想方設法換成美元、黃金或者房子。以至於在黑市，需要1.85萬越盾才能換到1美元。
阮梅漓也有這樣的困惑，她說越南是國窮民富，越南人真的很有錢。她的許多同學，父母也就在國有機構工作，沒什麼特別，但出手卻很闊綽，她想不通那些同學花的是哪的錢。
看不見的錢有可能是家族的產業，比如工廠和土地；有可能是來自國外的僑匯，越南每年有數十億的非投資性外匯流入；當然，還有可能是灰色收入。
處在漩渦中心的越南顯得那麼平靜，與外界的鼓噪幾乎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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